交通部


交质监发[2006]152号



关于2006年交通建设安全生产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交通厅（委），天津市市政工程局，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上海市港口管理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局，长江航务管理局，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和全国公路水运工程安全生产座谈会的会议精神，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针对交通建设环境复杂、点多线长面广的特点，特别是针对建设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现状，为全力构建交通建设安全生产新局面，提出以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安全发展、关注生命的理念，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原则，做到思想认识上警钟长鸣，制度保证上严密有效，技术支撑上坚强有力，监督检查上严格细致，事故处理上严肃认真,尽快形成全行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为交通建设创造良好的安全环境。
　　二、工作目标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体系和法律法规体系，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督促企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改善施工作业环境，消除安全隐患，增强事故防控能力；努力杜绝特大事故，减少重大事故，遏制一般事故，确保交通建设安全生产形势稳步好转。
　　三、工作重点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地要充分认识交通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切实把交通建设安全监督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将安全生产工作与交通建设同步部署，同步推进；按照各地政府的要求，编制交通建设“十一五”安全生产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工作重点、主要措施和工作步骤并督促落实。
　　（二）建立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各地要进一步落实《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决定》，在落实安全责任、安全投入、事故报告、应急救援、安全培训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研究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逐步形成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三）建立健全监管体系。各地要建立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安全生产监管体系，监管职责不留死角，确保机构到位、人员到位、制度到位、经费到位。要狠抓基层和基础性工作，建立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监管体系不健全、监管职责不落实的地区，应限期整改完善。
　　（四）加强监管队伍建设。各地要根据交通建设安全生产监管工作的需要，及时充实熟悉业务的监管人员，做好监管人员的业务培训，确保监管人员具备相应的业务知识和工作能力，不断提高监管人员的服务意识和依法行政水平。
　　（五）全面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各地要依法采取措施，分层次明确安全生产责任主体，逐级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要突出施工企业主体责任，特别要突出企业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的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要建立安全生产责任考核评价办法，构建有交通特点的建设安全生产防控体系。各地可结合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安全生产控制指标要求，制定本地区交通建设安全生产控制指标。
　　（六）严格安全生产准入管理。各地要严把安全生产准入关，对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施工企业不准予投标或无条件清退出建设市场。要继续组织开展对施工单位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以下简称“三类人员”）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的考核工作，严格执行“三类人员”持证上岗的规定，认真核实施工企业“三类人员”证书。
　　（七）确保安全生产投入。各地要根据本地区特点和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专项费用提取制度，促进企业提高安全装备水平。建设单位应保证安全投入，在工程招标文件中明确工程项目安全作业环境标准和相应的安全生产专项费用，且不作为竞争条件。施工单位只能将安全生产费用用于改善施工安全防护和安全生产条件。要尽快研究和推行建筑意外伤害保险制度，并积极探索试行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
　　（八）建立技术支撑体系。各地要与本地区重点企业、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设计单位和中介机构等建立联系，建立和完善交通建设工程安全专家库，充分依靠专家力量，参与对工程建设的安全生产督查工作，为交通建设安全生产监管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九）加强技术标准工作。各地要重视并促进交通建设安全生产的标准化建设，全面提高交通建设安全生产管理水平。要进一步完善交通建设安全生产技术标准，督促和引导企业在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和行业有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准、规范的同时，制定内部的安全生产工作制度，全面规范施工流程的每个环节。
　　（十）加强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治理。各地要根据交通行业的事故特点，探索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的规律，加强事先防范。对危险性较大的工程设计应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重点加强对危险程度较高、事故多发的工程和安全生产管理薄弱环节的监管工作，严把工程各环节的安全质量关。同时，要强化对施工过程中关键部位、重大危险源的监控，对存在重大隐患的施工现场要督促企业及时整改。
　　（十一）集中开展专项整治。今年各地要按照国家建设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工作的总体部署和整治方案的安排，重点对隧道工程、桥梁工程开展专项整治工作，预防隧道坍塌、突水突泥、瓦斯爆炸事故以及桥梁支架跨塌、高处坠落等事故的发生，遏制隧道、桥梁等工程安全事故的多发势头。
　　（十二）加强日常督查。各地要拟定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制定日常监督检查标准，明确监督检查的方式、方法和内容，确保安全督查工作规范、到位。对安全管理不达标的单位要及时书面警告，督促整改，认真复查，对违法违规的企业和个人要依法予以处罚。
　　（十三）建立应急救援体系。各地要根据地方人民政府的要求，按照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为主的原则，制定本地区交通建设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落实应急组织、程序、资源及措施，并进行必要的应急救援演练，以满足重大事故应急救援的需要。
　　（十四）严格事故报告制度，加强事故调查处理。各地要建立健全事故报告制度，严格事故信息逐级上报程序，对漏报、瞒报的单位和个人要按照有关规定进行处罚。要加强对重大事故和未遂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各级交通主管部门要在重大事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派工作组抵达现场，了解情况，配合有关部门实施救助，进行事故调查分析；要按照“四不放过”的原则，查处生产安全事故，追究责任。
　　（十五）推进安全生产技术进步。各地要把交通建设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与交通“十一五”科技发展规划有机结合起来，通过政策引导、法律约束、典型示范等措施，整合优势资源，推动安全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促进安全技术升级。要淘汰危及施工生产和操作人员安全的落后工艺，鼓励和引导企业采用安全性能可靠的技术装备和施工工艺 ，从根本上提高工程建设的安全生产水平。
　　（十六）加强信息化建设。逐步建立安全生产信用体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速建立安全监督管理数据库，健全完善交通行业重大事故报告和信用信息系统，定期通报企业安全生产信用记录，促进企业自我约束。
　　（十七）提高安全培训效果。各地要采取切实措施，建立安全培训考核管理制度，促进施工企业重视安全培训，保证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每年接受安全生产培训1次以上；要加强对特种作业人员的继续教育。施工企业要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开展对一线人员的安全培训，特别是要加强对进入新岗位和使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的作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提高安全意识，增强避险能力。
　　（十八） 创建安全文化。各地要做好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采用多种方式和手段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活动，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宣传交通行业加强安全生产工作的措施和要求，以及安全生产工作先进典型经验；对严重忽视安全生产、导致重大事故发生的典型案例要予以公开曝光。要积极组织实施今年的安全生产月活动，做到有方案，有行动，有影响，有实效。通过广泛深入、持续不断的宣传教育，营造安全文化氛围，不断增强全行业和社会公众对交通建设安全生产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章）
二○○六年四月十日


析民事诉讼证据“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

曾广荣


　　【要点提示】
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高度盖然性是证明标准，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
【案 例】
原告李某于2000年底至2005年期间任被告公司总经理助理。被告公司总经理（亦为法定代表人）为王某，王某长年不在公司，公司由总经理助理原告李某负责公司日常事务。
被告公司在某县开发房地产，为促进开发的商品房和商铺销售，曾委托甲公司进行代理销售，佣金提取比例为1.4%。2004年5月，甲公司致函被告公司，建议终止委托，进行结算，店面销售工作建议被告自行承担。此后，被告将剩余的商品房和商铺组织公司人员自行予以销售，并在2004年7月至9月间，聘请广告公司、电视台进行广告销售宣传。2004年6月至2005年，原告李某的薪酬在被告公司处领取。期间，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
2006年3月，原告以被告未履行合同义务为由诉至本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
原告提供的主要证据是一份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合同上载明，佣金提取比例为3%，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该合同有原告签名和被告公司公章，被告法定代表人处没有签名或加盖印章。
【审判】
法院经审理认为：依照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除免证事实外，都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当没有证据或虽有证据但该证据与证明对象没有关联或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存在问题时，都不能证明其主张为真。本案中原告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4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该合约存在以下瑕疵：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总经理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目前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不予采信。本案中因原告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无法判断而导致争议的事实难以认实，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判决驳回了原告李某的诉讼请求。
【评析】
高度盖然性（可能性）规则的理论源自于西方自由心证制度，主张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只须达到特定高度的盖然性即可，即这种高度达到“法官基于盖然性认定案件事实时，应该能够从证据中获得待证事实极有可能如此的心证，法官虽然还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经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结论”的程度即可。客观真实虽是我们司法证明活动所应追求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常常受到人类自身所处特定历史阶段的限制，人们对已发生的案件事实的认识往往不可能绝对反映事件的本来面目，民事诉讼的规律决定了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只能是法律事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即是采用的盖然性规则标准，在第七十三条中明确提出“人民法院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同时第六十三条亦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但高度盖然性毕竟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为了能够相对举晰地说明高度盖然性标准，德国学者埃格罗夫、马森等提出了刻度盘理论。刻度盘从0％－100％，按25%分为四级，认为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标准应定在第四级，即在穷尽了可以获得的所有证据后，如果仍然达不到75％的证明程度，法官就应当认定待证事实不存在。刻度盘理论的优点在于将证据证明的程度进行了数学上的量化，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数学上的量化是理想化的设想，诉讼中无法精确地对某个事实的主张作出数学上的量的比例，同时也无法将每一证据的证明力一一进行量化设值比对，更不可能将证据的证明力的比值相加得出一个综合证明值。
故笔者认为，高度盖然性是在证据优势基础上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优势证明是一种盖然性证明，是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比另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更有说服力，从而证明争执事实存在的可能性远大于其不存在的可能性。法官应当根据证据取得的方式、证据形成的原因、证据的形式以及证据提供者的情况及其与本案的关系，综合全案情况对证据的证明力进行审查判断，权衡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作出盖然性判断。法官作出高度盖然性判断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形成内心确信的过程，在形式上表现为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在主观上是对证据的真伪和证明力，以及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在内心形成确信的过程。这种高度盖然性的判断，是法官在全面衡量案件证据基础上作出的一种判断，是存在于法官主观之中的内心权衡的结果。高度盖然性具体达到的程度，很难用详细的语言和具体的数字进行准确表述，高度盖然性的“高度”，是一种具有一定的范围、宽度的“模糊”的高度，本身不能用精确的百分比进行详细的量化。
具体到本案，原告以与和被告签订了《xx销售代理合同》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支付销售代理费60万元，并承担逾期付款违约金40万元。但据以支持其诉讼请求的主要证据就是签订日期为2006年6月的《xx销售代理合同》。被告为反驳原告，提供的证据有：①《工资表》，证明原告系公司经营负责人，房屋销售人员由公司聘请和发放工资；②《公证书》，证明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委托原告管理公司，其对原告与公司签订的代理销售合约不知情，公司商铺后期成批销售商铺给陈某、胡某，与原告无关；③被告公司会计刘某的证言：公司的财务章由我管理，公司印章有专人管理，关于原告所说的《xx销售代理合约》我没看到过，也没在上面盖过章；④被告公司职员黄某的证言：原告没有管理公章，但经他同意可以使用公章。原告在公司没有销售过房屋，公司后期商品房和商铺的销售是公司行为；⑤证人陈某、胡某证言：证明其在被告处购买了商铺，由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介绍的，不认识原告。结合原、被告双方提供的证据综合判断，原告提供的合约存在以下疑点：一、合约载明的签订日期（即2004年6月）时，原告系被告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实际全面负责被告公司的日常工作，有权力支配、使用公司印章；二、合约中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3%较被告前期与他人约定的佣金提取比例1.4%明显过高；三、原告主张合约是在与被告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某协商后签订，合约中公司公章系由公司会计刘某加盖，但王某称对合约一事不知情，刘某对盖公章一事亦予以否认，且该合约中甲方一栏只加盖被告公司公章，未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的签名；四、依该合约第三条约定：乙方（即本案原告）负责销售期间的策划、广告、文案等撰写及销售人员的薪资和其它销售直接费用。而本案中，作为负责销售工作的原告，自合约载明的日期至2005年，其薪酬一直在被告公司领取，由公司支付薪酬的员工亦包括销售人员。综上，原告据以支撑其诉讼请求的《xx销售代理合约》，无法达到排除对该合约真实性的合理怀疑。况且原告主张其在实际负责被告公司全面工作期间，与被告签订了上述合约，其对上述合约真实性的证明责任较比普通人应更高，而其提供的证据用以证明该合约的真实性较比被告提供的反证，亦无法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故法院对原告主张合约成立并有效的意见没有采信，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依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应由原告承担举证不力的诉讼后果。
可见，这种“高度盖然性”标准的实质内涵就在于,它在形式上是主观的,即存在于法官的内心和主观之中,但它在内容上则是客观的,即是主观对客观的能动反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当然运用语言或具体数据似乎都无法准确地表达这种主观上的确切程度。但是,在客观上则可以发现、影响这一高度盖然性的高低程度,主要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①、某一具体案件本身的复杂程度；②、当事人举证的难易程度；③、法官的道德修养、业务素质和经验技能；④、庭审的效果,包括当事人程序保障权是否落实,采取的攻击与防御手段是否得当等等；⑤、外界的干扰，这在当前形势下最为重要和最具现实意义。由于外界的压力和诱惑往往使法官不能独立审判或失去中立地位，法律的规则往往被曲解或断章取义，用于为偏见辩护。为防止这一点，关于法官要公开心证的理由和结果，有必要在裁判文书中阐明证据是否采纳的理由。
笔者认为在适用“高度盖然性”标准时,应主要遵循以下规则:
一、必须坚持“规则法定”原则,即包括证据规则在内的各种程序规则的设置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可操作的,尽量减少由法官据情自由裁量的范围。同时尽量减少法官依职权调查证据的范围,主要应限于当事人确因客观上的原因而无法自行收集到的证据,以及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实，涉及以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方面的证据。
二、法官对案件事实的判断和认定，都必须建立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质证的基础上，必须以证据为依据，以区别法官的主观臆断。也绝不能仅根据微弱的证据优势认定案件事实，而应在对单个证据的真实性、关联性的审查采信和全案证据的综合判断的基础上作出。。
三、对一些诸如民事欺诈以及婚姻、继承等与人身权益密切相关的特殊类型案件,在法官的内心确信上应适用更高的证明标准,即内心确信的份量应达到更高的可信度。
四、法官必须恪守中立、超然地位,应依据举证规则自动调节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负担，并可依职权对任何一方的不当行为予以干预,保障当事人间对抗式诉讼的有序进行。
五、法官应在判决书上明确、具体地阐述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这是保障司法公正与实施“高度盖然性”证明标准的客观载体。高度盖然性规则更要求法官对认定待证事实存在与否的理由在判决书中详加说明，这样易于使当事人理解法官认定的事实只是形式真实，而形式真实虽然符合法律规定，但与客观真实之间是有着差异的，以及其所承担的举证责任与诉讼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自身的因素寻找败诉原因，促使败诉方服判息诉，减少社会各方对法官的误解，维护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六、多数情况下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应由集体判定。在对于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案件适用高度盖然性规则时，应当组成合议庭集体判定。首先，当证据与待证害之间存在盖然性而必须运用高度盖然性规则判定时，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必然有较大争议，证明过程也相对繁杂。因此不宜再适用简易程序独任审理，而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其次，确立了高度盖然性规则后，法官必然就享有了判断证据证明力的自由，使得其对事实的认定具有了最终的权威地位，这时法官对事物的主观认识就会直接影响到他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最终影响到对案件的实体处理，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文字表达能力、逻辑分析本领、社会生活经验、以及清正廉明的优良品质。因此，只有用集体的力量并且相互监督，保证高度盖然性规则的正确落实。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曾广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