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政府


广州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细则
广州市人民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管理，明确综合执法的具体内容，根据国务院法制局《关于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展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复函》以及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试点工作的决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广州市人民政府设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支队（以下简称市支队），负责全市城市综合执法管理工作和本细则的组织实施。
区人民政府设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以下简称区大队）。
区大队在街（镇）派驻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队（以下简称街（镇）中队），以区大队的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实行统一指挥，分级管理。
第三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是市、区人民政府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的队伍，是综合性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本细则确定的分工，查处违法行为，并对其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章 市容环境卫生方面
第四条 下列违法行为由街（镇）中队责令其限期改正、清除或采取补救措施，并处以罚款。其中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的，由街（镇）中队报区大队审批。
（一）随地吐痰、便溺、随地抛弃瓜果皮核、纸屑、烟头等杂物的，处以2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二）在门前乱堆放、悬挂有碍城市容貌物品的，破损的棚架、遮阳（雨）布，檐篷不及时处理的，分别处以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
（三）乱倒生活废弃物的，从高空、建（构）筑物向外掷物、泼水的，随意抛弃死禽畜，按每次（头）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四）在建（构）筑物、设施和树木上乱涂写、乱刻画、乱贴（挂）广告、标志牌和不按期限清除、更换污损或过时标语，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不按规定设置废弃物收集容器的，不履行城市清扫保洁、废弃物清运区域责任制的，在道路上进行屠宰、加工等活动的，开挖道路、修剪树
木或清疏沟渠，不按时限清理余（淤）泥、枝叶、渣土的，分别处以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五）主干道两旁的建（构）筑物、设施的立面不按规定进行清洗和粉刷、整饰的，处以1000元罚款。
（六）户外广告、电子显示屏幕、霓虹灯、灯箱、橱窗、标志牌等不符合国家城市容貌标准的，责令其限期维修、更换、拆除而逾期不执行的，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七）建筑工地周边不设置围蔽或拆建施工不设置遮档尘土设施的，按工地面积分别处以每平方米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八）基础施工前不设置或不按规定设置厕所的，施工场地不设置护栏、警示标志的，分别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九）损坏环境卫生设施及其附属设施的，除责令恢复其原状外，并可按重建（置）价2倍至10倍处罚。
（十）不办理排放证或受纳证而排放或受纳余泥渣土的，责令其停止施工，补办手续，并按已排放或受纳数量对建设单位或个人处以每立方米50元罚款。
（十一）在建筑工地以外擅自堆放余泥渣土，影响市容环境卫生的，工程竣工交付建设单位之前余泥渣土未清理完毕的，对施工单位按每立方米处以50元罚款。
（十二）将生活垃圾和余泥渣土混合排放和回填的，对当事人按每车次处以200元的罚款。
（十三）将余泥渣土倒卸在非指定受纳场的，对车主按每车次处以200元罚款。
（十四）擅自关闭受纳场，拒绝受纳余泥渣土的，对受纳者按拒绝受纳每车次处以2000元罚款。
（十五）运输余泥渣土的车辆无专用车辆标志牌的，对车主按每车次处以2000元罚款。
（十六）雇请无环境卫生服务资质合格证书的单位运输余泥渣土的，对雇主按每车次处以2000元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其停工整顿。
（十七）涂改、伪造、转借、租赁、买卖专用车辆标志牌、排放证、受纳证的，除没收其证件外，对使用者按每证处以2000元罚款。
（十八）不按指定地点乱倒卸余泥渣土、流（液）体、粉状煤灰、矿渣、沙、碎石及其废弃物的，除责令其限期清除外，对车主按每车次处以10000元罚款；运输过程中洒漏造成污染的，除责令其限期清除外，按实际洒漏面积每平方米处以50元罚款；逾期不清除或清除不干净的
，由实施行政处罚的部门委托他人清除，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三章 城市规划管理方面
第五条 下列违法建设行为，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依法立案取证。其中，对刚发生的违法建设，应制止在萌芽状态；违法建设当事人不停止违法建设行为强行施工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可采取措施强行停止施工，所需费用由违法当事人承担。
（一）未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的，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
（二）擅自改变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核定的用地单位、位置、界限或使用性质的，或非法转让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的。
（三）临时建设工程使用期已满，或使用期限未满但城市规划、建设管理需要限期退出而不退出的。
（四）擅自改变（建）构筑物使用性质的。
（五）越权审批和其他违法审批建设的。
第六条 下列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违法建设，由区大队责令其限期拆除。逾期不拆除的，而且不符合城市容貌标准的违法建筑物或设施，由区大队组织力量进行强制拆除，建筑面积40平方米以下的，由街（镇）中队组织拆除；其他违法建设，由区大队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拆除。
（一）占用城市道路、人行道、街巷及建筑退缩地带的。
（二）占用城市广场、城市绿地、文化娱乐用地、体育用地、风景名胜区、旅游渡假区和风景浏览河段岸线的。
（三）损坏或影响城市市容景观、文物保护单位、纪念性建筑、文物古迹保护区和古树名木的。
（四）占用高压供电走廊和压占各类地下管线、渠箱、测量水文标志及其维护地带的。
（五）妨碍航空飞行安全的。
（六）妨碍城市交通、消防通道的。
（七）严重污染或影响城市生态、环境卫生、不能整治的。
（八）妨碍城市规划控制的通信通道的。
（九）危及自身或邻近建筑结构安全的。
（十）建筑间距不足，严重影响邻屋日照、通风采光等居住环境或正常使用的。
（十一）妨碍城市整体布局和近期城市规划实施的。
（十二）临时建设工程的使用期已满而未经批准延期使用的。
（十三）其他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实施的。
严重影响城市规划但在近期内未实施该城市规划，其建（构）筑物可以暂时利用的，应当没收违法建构筑物，并报城市规划部门确定使用功能。
第七条 其他违法建设，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应当作出限期改正并处罚款保留使用或临时保留建（构）筑物的，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移送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
第八条 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设置户外广告设施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责令其限期改正或拆除，逾期不改正或拆除的，依法予以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当事人承担。

第四章 城市绿化管理方面
第九条 下列违法行为由街（镇）中队责令其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对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并处罚款。其中，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的，由街（镇）中队报区大队审批。对需作技术鉴定的重大案件，应先征询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的意见。
（一）攀折、刻划、钉栓树木、采摘花卉、践踏地被或者在城市绿地内丢弃废弃物、倾倒有毒有害污水、堆放、焚烧物料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二）以树承重、就树搭建的，处以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三）破坏树木支架、栏杆、花基、坐椅、庭院灯、建筑小品、水景设施和绿地供排水等绿化设施的，按其造价2倍处以罚款。设施的造价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核定。
（四）擅自修剪枝条直径在5厘米以上树木的、迁移或砍伐树木的，按树木赔偿费的5倍处以罚款。
（五）擅自修剪古树名木（大树）或损害古树名木（大树）正常生长的，处以2000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擅自迁移、砍伐或破坏古树名木（大树）致死的，处以2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七）未经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城市绿地上设置商业服务设施或与绿化性质无关设施的，责令其自行拆除，并处以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擅自占用城市绿化用地的，责令其限期退出，恢复绿化用地，并按平方米处以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的罚款；不能恢复绿化用地，造成绿化功能损失的，负赔偿责任。

第五章 环境保护方面
第十条 下列违法行为由街（镇）中队进行处罚。其中，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的，由街（镇）中队报区大队审批。
（一）任何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在人口集中地区、文教科研区从事经常性露天喷漆或者其他散发大气污染物作业的，给予警告或者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二）在市区焚烧沥青、油毡、橡胶、皮革和垃圾、布碎等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烟尘、臭气的物质的，处以3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并责令其限期改正。
（三）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个体工商户，经限期整改逾期仍不整改的，处以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四）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餐具进行经营活动的，给予警告或处以1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在公共场地从事经营修理汽车、摩托车和其他产生环境噪声污染作业的，责令其自行清除，并处以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
（六）在临街门口、道路、公共场地或者其他地方使用发电机，排放的噪声不符合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的，责令其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七）在市区行政街范围内使用蒸气桩机的；未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市中心区使用锤击桩机的，责令其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八）未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在禁止搅拌混凝土的地段使用混凝土搅拌机的，责令其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九）在市区行政街和城镇范围内的建筑、装饰施工场地，使用各种钻桩机、钻孔机、搅拌机、推土机、挖掘机、卷扬机、振荡器、电锯、电刨、锯木机、风动机具和其他造成环境噪声污染的施工机械，除抢险工程和经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工程外，其作业时间超出7时至12时
、14时至22时的，责令其改正，并处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经限期治理逾期未完成治理任务的企、事业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处以1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十一）在珠江广州市区河段的水域经营饮食业的，报请市人民政府责令其停业。

第六章 工商行政管理方面
第十一条 下列违法行为，由街（镇）中队进行处罚：
（一）对无照商贩，可责令其停止经营活动，没收非法所得，没收商品，或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二）对未进指定地点摆卖蔬菜和农副产品的农民，可处10元以上50元以下的罚款。
（三）对领有营业执照但未经批准超出经营场地占道乱摆乱卖的工商企业，处以50元以上500元以下的罚款。
（四）对饮食店（档）占道经营的，处以1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提请工商部门依法处理。

第七章 公安交通和市政管理方面
第十二条 下列违法行为由街（镇）中队进行处罚。其中，处以1000元以上罚款的，报区大队审批：
（一）机动车驾驶员不按规定在人行道停放（含临时停放）车辆的，处以200元罚款。
（二）非机动车在人行道（含桥梁人行道）、人行天桥、过街隧道违章停放的，处以5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三）未征得公安机关同意，占用道路影响车辆通行的，处以200元罚款。
（四）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恢复原状，未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可并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可并处20000元以下罚款。
1．擅自在市政设施及其附属物上摆摊设点、堆放杂物的。
2．向排水设施倾倒垃圾、渣土等废弃物的。
3．撒漏液（固）体物质损害路面的。
（五）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责令其限期改正，可以处以20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1．擅自挖掘城市道路的。
2．占用城市道路期满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后不及时清理现场的。
3．施工现场不设置明显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的。
4．单位专用道路等设施与城市道路平（立）交，不办理申报手续或不按批准的位置设置的。
5．在桥梁引桥下堆放易燃易爆物品的。
（六）未到规定期限又未经批准挖掘城市道路的，处以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4倍至5倍的罚款。
（七）超面积、超期限占用市政设施或者超面积、超期限挖掘城市道路的，可对超出部分处以修复费1倍至3倍的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20000元。

第八章 其它规定
第十三条 违法行为发生在白云山风景名胜区特别保护范围、广州火车站和省、市汽车站广场范围，由市支队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进行处罚。
第十四条 本细则和其它法规、规章未规定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可由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办理委托，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处罚权。
第十五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当场责令其改正；当场不能改正的，应当责令其限期改正；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的，应当责令其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对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暂扣其使用的工具和物品。
第十六条 同一违法行为同时违反本细则若干罚款规定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按其中罚款最重的一项规定进行处罚。罚款不得重复处罚，但种类不同的处罚除外。
第十七条 本细则规定集中由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行使的行政处罚权，原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再行使，仍然行使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一律无效。
第十八条 上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对下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检查，发现下级综合执法队伍对违法行为应查处而不予查处的，应当责令其进行查处或直接查处，并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行政、法律责任。
第十九条 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应穿着统一制服，佩戴统一执法标志，持有由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二十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规定的执法程序执行，其中，适用一般程序作出行政处罚的案件，应当在发现违法行为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案情重大、疑难、复杂的，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以适当延长期限，但最长不得超
过30个工作日。
第二十一条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在作出后15个工作日内，按照案件的类型将行政处罚书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及上级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备案。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发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处罚不当的，应当把意见反馈给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拒不纠正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提请同级人民政府予以监督纠正。
第二十二条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队伍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不服，依法申请的行政复议，由作出该处罚决定的综合执法队伍的同级人民政府管辖。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依法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妨碍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社会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部门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细则由广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细则由1999年8月1日起实施。



1999年7月8日
　　关键词: 刑事责任；道义责任论；社会责任论；规范责任论；期待可能性
　　内容提要: 在刑事责任论的基本理念上，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极至发挥并互为对峙，由此其也成为当代折衷责任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当代诸种折衷责任论，虽各有特色，却也只可谓是对这两大元素融合的创新。规范责任论实则是以道义责任论为基本平台，同时又渗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责任本质学说；新社会防卫论虽然注重行为人的社会责任，不过却容留了道义责任论的意志自由与罪因思想；人格责任论强调责任既是对选择实施行为的责难，又是对行为背后人格态度的非难，既否定单纯的意志选择又否定素质或环境的必然决定，不失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融合。相对而言，规范责任论的理论路径较为清晰，责任思想之于法律技术的转化也显得精当，宜以规范责任论为思想基础确立犯罪构成中的责任构造。


　刑事责任的本质是刑法基本理念的核心议题，其是建构合理的刑事处置制度的思想根基。如今，前科学时代盛行的团体责任与结果责任已被摒弃，而较为彰显的是规范责任论与人格责任论等折衷思想。绵延不断的继承与创造是科学演进与发展的一个规律。启蒙时代的道义责任论与科学时代的社会责任论，不失为刑事责任论基本思想极至发挥的两大对峙景观，其也成为构建当代折衷责任论的两大基本元素，当代规范责任论、新社会防卫论、人格责任论等诸种折衷责任论，虽各有特色，却也只可谓是对这两大元素融合的创新。相对而言，规范责任论更为切合行为人的责任在刑法中所应有的聚焦，宜以规范责任论为思想基础确立犯罪构成中的责任构造。

　 一、当代责任论的思想元素

　 道义责任论：系属客观主义的责任理论。客观主义由刑事古典学派所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著名学者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1]、英国刑法学家边沁等，其从人的共同理性、人格的同一性出发，以行为为中心，注重行为客观社会危害的犯罪评价，犯罪制裁的发动与程度的合理根据即在于此。因而，意志自由论与行为中心论构成了道义责任论的理论基础。（1）意志自由论：强调趋利避害是人类所共有的本性，人人均具有意志自由。意志自由，是指人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审视事物，并对他行将做的事情作出有关利、害、好、坏的判断。能够给人带来愉悦的事是好事，带来痛苦的事则是坏事，人甚至可以把这种好或坏投影到未来，把现在令人满意的东西和将来的东西进行比较，由此随自己的意志决定去做或克制不去做的能力。 [2]犯罪是人在趋利避害本性的趋使下自由选择的结果。在此，犯罪原因不是问题，问题是能够遏制犯罪的合理刑罚。这一刑法理论的趣旨可谓犯罪的刑罚学。（2）行为中心论：基本命题是，犯罪人在本性上并没有区别，均有着共性的理性，所以能够评价犯罪的是行为人所引起的外部事实，即以现实所发生为犯罪之中心，犯罪行为及其结果皆应成为刑法价值判断之对象；刑罚的轻重应当根据犯罪事实而定，而与行为人的内部意思尤其是其性格无关。当然，行为中心论并非完全忽视行为人的主观因素，不过其所考虑的主观因素，仅仅限制在行为人行为时所表现的主观心理状态，即故意或过失，无犯意或无过失之行为，均非基于意志自由之行为，不认为成立犯罪。循此，犯罪行为类型成为核心问题[3]，违法性的实质至为强调结果无价值，犯罪与刑罚成为其主导的制度框架。（3）道义责任论：基于具体违法行为的客观表现而阐释责任本质，从而又称行为责任论；其又以具体行为的反道义意思阐释责任本质，因而也称意思责任论。道义责任论责任根据的主导思想是，行为人具有是非辨别能力，从而对于法的道义性具有认识或认识的可能；同时，行为人具有意志自由能力，从而对于自己的合法行为具有选择与支配的可能；并且，行为人也具有主观决意能力，即具有责任能力的人对于违法行为的故意或过失。由此，行为人认识或可能认识行为的违法性，在能够选择合法行为的情况下，竟以自己的决意或缺乏注意实施了犯罪行为，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则行为人应当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与非难。行为的可予非难是道义责任的归责核心。

　 社会责任论：系属主观主义的责任理论。主观主义由刑事近代学派所阐发，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加罗法洛、菲利、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等，其从人的超越理性、人格的特殊性出发，以行为人为中心，强调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的犯罪评价，罪犯处遇的施加与措施的合理根据源自于此。因而，行为决定论与行为人中心论则成为社会责任论的理论基础。（1）行为决定论：强调人是个性的存在、自我的存在，没有意志自由，人的行为是其个性特征的必然表现。“当事件的进程可以向某一预先欲求的、选择的方向改变时，它就存在意志自由”；而行为决定“是指在一个情境中存在着各种限制因素，使得某种抉择成为不可能，或者必然导致某种后果”[4]；先天的遗传基因或者后天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不良个性，决定了犯罪个性的拥有者实施犯罪行为的必然性。在此，犯罪原因是一个核心问题，刑事处置因循不同的犯罪原因而有差异。这一刑法理论的趣旨可谓刑罚的犯罪学。（2）行为人中心论：基本思想是，人的个性各不相同，不仅犯罪人与普通人不同，而且犯罪人与犯罪人之间也有着差异，犯罪是行为人的个性行为，所以犯罪不应求诸行为人之行为，而应求诸行为人之人格、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行为人之人格应成为刑法价值判断之对象；“刑罚的轻重应当根据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大小而定，而与行为实害之大小无关”。当然，行为人中心论也不完全忽视行为的客观因素，不过其认为“行为并非是脱离行为人之抽象行为，而是行为者之行为，是行为人人格的表现，是籍以认识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媒介”。[5]由此，犯罪人类型成为核心问题[6]，违法性的实质至为强调行为无价值，社会危险行为与保安处分成为其主导的制度框架。（3）社会责任论：基于行为人必然的反社会性格而阐释责任本质，从而又称性格责任论；其又以行为人的具体素质作为责任评价的核心内容，因而也称行为人责任论。社会责任论责任根据的主导思想是，人是个性的存在，他的行为是被生物遗传基因或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具有社会危险性格的人的存在对社会就是一种威胁。就行为人而言，他应当对自己的社会危险性格负担责任，强调行为人因其社会危险性格而必须接受社会所采取的防卫措施的地位；对于社会来说，“社会有责任以相应的刑事政策或社会政策改造教育犯罪人，履行对其实施拯救的责任，使之复归社会，排除对社会的侵害。”[7]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的存在是社会责任的归责核心。

　 二、规范责任论的思想构成

　 规范责任论由后期古典学派代表德国刑法学家迈耶、弗兰克创立，并经格尔德斯密特、弗罗丹塔尔、麦兹格等人的努力发展，目前在德国、日本占据了主导理论地位。规范责任论肯定在一般场合人人均有意志自由，同时引人期待可能性而强调特殊场合的行为决定，立于这一立场对心理责任论予以修正与发展。其核心命题是，行为人在并无缺乏期待可能情形的场合，并且自己认识法律规范的要求，却基于自己的意志支配而违法，理应受到责难。这是以道义责任论为基本平台，同时又渗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责任本质[8]学说。具体地说，对于规范责任论的解析，依循如下路径展开：

　 心理责任论：主张责任本质在于行为人对于自己行为结果的特定心理状态这一心理事实本身。这种特定心理状态具体表现为故意与过失。其中，故意是指行为人对于行为结果的反社会性存在实际认识，却仍然实施行为的心理状态，强调对于违法行为的欲；而过失是指行为人对于行为结果的反社会性存在认识可能，却由于不注意而实施行为的心理状态，强调对于违法行为的不欲。由此，心理责任论仅将心理事实作为责任本质，而将规范评价排斥于责任结构之外，然而责任的本质恰恰在于行为人违法决意的可予非难。进而，心理责任论也回避了对于意志自由的肯定或否定的问题，强调只要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理事实责任即可成立，而能否自由选择行为不在责任评价之列。同时，即使在心理事实的责任阐释上，心理责任论也遭遇了困境，其难以合理地解释无认识过失的责任问题，因为缺乏注意的不欲是以存在认识为前提的。[9]心理责任论是较为典型的将违法作为客观事实，而将责任作为主观事实的犯罪论体系的责任理论。

　 规范的责任：规范责任论强调责任的本质在于基于规范根据的非难或者非难可能性。具体地说，行为人认识或者能够认识违法行为，并且具有决意选择实施适法行为的能力，却置此于不顾而决意选择违法行为，从而对于行为人可予非难。在此，责任的核心在于规范视角的可予责难，从而称为规范责任论，当然构成这一可予责难的要素不只是规范评价，而是包括：责任能力、心理事实、规范评价（注重期待可能性）。责任的成立表现为这三项要素的逐层递进的肯定：行为人缺乏责任能力，故然也就无法构成故意或过失的心理事实，同时也不应形成对其适法行为的期待进而也就无所谓规范责难的成立；行为人虽有责任能力，但是缺乏故意或过失的心理事实，既无责任施加所需的事实根据，也不能形成针对于这一心理事实的规范评价；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并且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心理事实，但是缺乏规范评价上的可予责难，典型表现为不具期待可能性，则也不应予以归责[10]。

　 思想的特征：规范责任论以道义责任论为主流成份，同时渗入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元素。在规范责任论的知识结构中，意志自由是责任前提，规范评价是归责核心，心理事实是责任形态。责任必先存在意志自由，这就需要行为人具有责任能力并且具有选择适法行为的客观可能，缺乏责任能力或者缺乏期待可能均无归责。归责还需可予规范责难，行为人认识法的要求并且能够实施适法行为，却违反法律规范而实施违法行为，由此理应受到非难。责任也应区分故意过失，而故意与过失的区分不只是心理事实不同，更在其规范评价差异，故意责任在于非难性，过失责任在于非难可能性。[11]因此，非难性与非难可能性是责任本质，而这一非难的存在除了责任能力与故意过失的要素之外，更强调的是作为规范评价[12]要素的期待可能性。规范评价首先表现为违法行为的违反义务性，这意味着法的意思决定规范要求不得作出决意实施违法行为，然而行为人却为违法行为的决意；规范评价也更为注重违法行为的期待可能性，这意味着正常附随情状的存在，亦即行为情状表明可以期待行为人作出适法行为而不为违法行为；反之，虽有违反义务的意思决定，但是如果存在诸如不可抗力、意外事件等异常附随情状，就不具有期待可能性，也就不能对行为人加以非难。

　 决定论分析：规范责任论系以意志自由为前提，已如上述。同时，规范责任论也似有行为决定的意义，具体表现在责任成立的期待可能性要素上，亦即责任的成立尚需决意为违法行为时外部情状系属普通情形，而非属于异常情形。在存在可以期待行为人作出履行义务决意的普通情形时，行为人却作出违反义务的决意，则可以对此决意加以非难而有责任；反之，在并不存在可以期待行为人作出履行义务决意的异常情形时，行为人虽然作出违反义务的决意，但因缺乏期待可能性对此决意不能非难而无责任。这就意味着在行为决意乃至行为受到外部情状决定的场合，责任也就随之被排除。不过，这一行为决定的意义与刑事近代学派的行为决定论仍然有着差异。行为决定论的行为决定，强调先天的遗传基因或者后天的社会环境所造就的不良个性决定了犯罪行为的必然性，这其中更为彰显的是行为人的人格特征对于犯罪行为的决定意义；而期待可能性的行为决定，更为侧重的是行为时的外部异常情状对于行为人作出违反义务决意的影响，强调的是即使是其他普通人在此场合也难以作出履行义务的决意的意义。

　 三、新社会防卫论的思想构成

　 1954年，法国刑法学家安塞尔针对社会防卫论过分强调保护社会与设想取消刑罚的极端思想，提出了新社会防卫论。新社会防卫论肯定行为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强调责任本质的社会意义，推崇教育矫正的积极的刑罚目的。其责任的核心思想是，凡人皆为具有意志自由的理性人，理性人均有社会责任感，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理应对犯罪人施加刑事制裁，从而通过积极的教育矫治促使犯罪人回归正常社会。可见，新社会防卫论虽然肯定意志自由的行为选择，但是并不以可予行为的谴责与责难来解释责任，而是以理性人所拥有的社会责任感来说明责任，对犯罪人施加刑事制裁既是基于其拥有的社会责任也是基于社会对其应负的责任。这是在以行为人为中心的刑事制裁中容留了意志自由及其罪因思想，表现了折衷之中倾向于主观主义。具体地说，对于新社会防卫论的解析，应当注意其如下要点：

　 否定人身危险而肯定具体人格：刑事近代学派强调针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而施加社会防卫手段，这种人身危险性系指作为经验人的犯罪人基于其生物遗传或者社会环境而形成的犯罪必然性；由此，这一人身危险存在如下特征，即行为受到遗传或环境决定，行为人实施犯罪具有必然性，这种人身危险呈现出类型性。[13]新社会防卫论主张以犯罪人具体人格代替人身危险性，犯罪行为系为在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理性人所具有的具体人格的表现，社会防卫手段正是针对这一具体人格；由此，该具体人格存在如下特征，即行为人具有选择行为自由，行为人实施犯罪并非必然，具体人格指向个别犯罪人。申言之，新社会防卫论认为：犯罪原因既非单一的生物遗传基因，也非社会因果关系，犯罪不是危险的单纯表现，而是基于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犯罪人具体人格的表现；不能仅仅满足于区别危险人格与非危险人格，而应关注作为“具体的人”的犯罪人的具体人格，刑事制裁所针对的正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一具体人格不仅强调具体行为人的个别特征，而且包含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的综合评价，是有待司法具体认定的内容。

　 肯定意志自由而强调社会责任：新社会防卫论否定行为决定而肯定意志自由，认为犯罪并非基于遗传因素或者生活环境的必然结果，而是在诸多综合因素的作用下经由行为人内化为具体人格的表现，这种犯罪人的具体人格的形成固然存在犯罪人自身意志的作用。安赛尔指出：“实证主义本质上是决定论者。而社会防卫运动既否认来自龙勃罗梭（‘天生犯罪人’理论）的生物宿命论，也不承认恩里科·菲利的社会因果关系论，并对犯罪预防学的某些信徒或某些心理卫生学专家希望得到公众承认的先天素质论或体质反常的理论表示保留意见。”[14]不过，新社会防卫论虽然肯定意志自由否定行为决定与强调具体人格否定人格危险，但是其并不由此得出行为可予责难的责任本质，而是仍将责任本质归于社会本位，强调刑事制裁的社会防卫意义，刑事制裁针对的是具体的行为人而非行为。具体地说，就是以人人均具有的社会责任感解释责任本源，正是这种人皆有之的责任感决定了犯罪人应当承担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感也奠定了社会对于犯罪人采取防卫措施的正当性，只是在实施社会防卫措施时应当注重人权保障与尊重犯罪人格，从而强调对于犯罪人的积极救治，根据犯罪人具体人格选择处分措施。

　 强调责任情感而彰显人权保障：新社会防卫论关于责任本质的一个重要立论基础即为人的社会责任感。安赛尔认为，人人均具有理性，具有理性的人均具有一种责任（责任感、责任意识），即使在罪犯身上也存在着这种责任感，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责任感，这是一种“承担责任的内心情感”，是一种“内在性自由的确信”，其构成了一个社会的心理基础，对犯罪进行社会反应的合理体系就是建立在这种责任感之上的。这既是对犯罪人承担责任的道义情操根据的说明，也是对犯罪人在社会中理应获得人道自由处遇的论证。易言之，人人均具有社会责任感，因此行为人应当付出道德义务情感而承担责任，同时社会也应履行保护自身及其成员的责任；并且，人皆具有的社会责任感，实际上也是强调犯罪人具有积极的本性，从而应当受到应有的保障，因此处遇犯罪人并非消极地排害剥夺而是积极的教育与救治。这里，后者的意义充分彰显了新社会防卫论尊重人格、保障人权、遵循罪刑法定等的价值取向。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保护犯罪人个人来保护社会，通过教育消除犯罪人的危险性，来实现犯罪人责任感的恢复。刑法应当以恢复犯罪人的自信心和责任感作为犯罪处遇的前提条件，以人道的方法使犯罪人重返社会。这是以道义为基础并尊重个人而积极帮助犯罪人使之回归社会的人道的社会防卫。

　 新社会防卫论与社会防卫论主要差异表现在：（1）取消刑法与刑非刑化：社会防卫论要求只要社会防卫法而不要刑法，主张对行为人一切预防或治疗的措施均由“社会防卫处分”来解决，由于强调废除传统的刑罚体系和刑事责任，因此处分的主观化是其中心思想。而新社会防卫论并不否定刑法，也不主张用社会防卫法来取代刑法，只是试图通过对传统的刑法进行修正，将社会防卫的内容包括在刑法之中，使其变成“刑非刑化”的体系，即通过保护行为人个人来保护社会，通过教育以消除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通过人格研究而实现使行为人重新社会化的“预防犯罪与犯罪人处遇”的体系。[15] （2）防卫处分与刑事制裁：社会防卫论主张无论是刑罚还是保安处分均为社会防卫方法，从而强调刑罚与保安处分一元论，社会防卫处分的目的就是要排除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行为人无论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均应受到社会防卫处分。而新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与保安处分均有再社会化的作用，从而并无本质属性的差异，需要把刑罚和保安处分合并为刑事制裁的统一体系，主张适应行为的种类或行为人的必要性选择刑罚或保安处分。

　 对新社会防卫论的比较分析：（1）新社会防卫论与道义责任论。新社会防卫论不同于道义责任论。道义责任论由意志自由阐释罪因机制，犯罪行为是理性人趋利避害的自由选择结果；进而将责任本质归结为理性人对于其犯罪行为的选择所应受到的道义责难；并且基于行为人犯罪选择的同一主观特征因而处罚的根据主要在于行为的客观危害。而新社会防卫论虽也肯定意志自由，但是强调犯罪行为是各种综合因素作用的结果；而责任本质缘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人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从而社会责任仍是其本位；并且基于犯罪行为是行为人具体人格的征表因而刑事制裁应当针对这一具体人格。（2）新社会防卫论与社会责任论。新社会防卫论也不同于社会责任论。社会责任论立于行为决定论的立场，由此推演出作为经验人的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进而将责任本质归为对于这种危险的经验人社会为了防卫自身而必须做出的反应；在此，针对危险者的措施侧重消极意义，人权保障不再受到重视，而社会保护受到强调。而新社会防卫论否定行为决定论与人身危险性，而充分关注作为具体人的犯罪人的具体人格；其以社会责任感阐释责任根据，虽然这仍是以社会为本位的，但是这种责任感肯定了犯罪人的道义情感并构成了对犯罪人的尊重，使责任具有了道义性；由此，刑事制裁针对具有情感的具体犯罪人而侧重积极矫治，社会防卫旨在人道地实现犯罪人的复归，人权保障受到充分关注。（3）新社会防卫论的合理与不足。新社会防卫论肯定意志自由而质疑行为决定，强调犯罪原因的综合因素，以具体人格取代人身危险性，注重对犯罪人的人格尊重与人权保障，张扬对于犯罪人的积极矫治与人道复归等，这些主张较为符合客观也相对趋于合理，从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新社会防卫论以社会责任感诠释责任能力，这使责任能力脱离了行为人生理与心理素质的意义而成为责任的价值根据；同时，所谓社会责任感的人人皆有也只是一种理论设定，其客观真实尚难获得社会经验事实的验证；并且，由社会责任感演绎出社会救治的责任本质，至多只是说明了责任的合理根据，而难以确切厘定责任的程度。新社会防卫论否定危险人格而强调具体人格，似在重视犯罪行为的综合因素，然而基于行为人中心的处置固然要考虑作为评价结果的危险程度；同时，非难行为选择的处罚与矫治危险人格的处分两者的侧重有所不同，刑事制裁不应只是单纯的救治，也应具有报应的成份。新社会防卫论至为强调人权保障，这本有其较大的合理意义，不过其由注重保障人权而得出的是社会责任本位，这其中的理论逻辑仍值探讨；同时，保障人权与保护社会虽非必然对立，不过在以社会责任为本位的责任基本框架下，如何真正体现保障人权，这在实际中仍难有确切答案。

　 四、人格责任论的思想构成

　 人格责任论肇始于德国刑法学家毕克迈耶的深化责任因素，其后麦兹格立于行状责任、鲍凯尔曼立于生活决定责任，对于人格责任思想予以了有力推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刑法学家团藤重光、安平政吉、不破武夫、平野龙一、大?V仁等综合行为责任与生活决定责任，对于人格责任论作了各有侧重的阐释，使人格责任论日趋完善而成为当今德日责任理论的重要代表。人格责任论既重视具体行为的可予责难又强调具体行为人的人格特征，并且至为强调行为人主观决定在形成违法人格中的可予责难地位。由此，人格责任论肯定意志自由而将之作为责难人格形成的重要根据，同时人格责任论也排除完全由客观决定的人格态度的归责。人格责任论的基本命题是，责任首先是对个别行为的道义责难，同时责任也是对行为背后行为人具体人格态度的责难，但是无论是个别行为还是具体人格态度，均以行为人自己能够决定范围为限。总体上，人格责任论将责任本质置重于对于行为与行为人的可予非难，因而在折衷之中倾向于客观主义。具体地说，对于人格责任论的解析，依循如下路径展开：

　 德国学者的人格责任论：毕克迈耶立于行为责任，主张将行为人的犯罪意欲及其强度、犯罪目的、动机、行为特性、累犯等，视作行为人危险性、情操、人格的表现，进而作为深化责任的因素。这里，毕克迈耶将人格评价注入了责任内容。麦兹格立于性格责任，并将性格责任视为行状责任或生活态度责任，强调针对由于行为人自身责任而致的性格态度的责难。易言之，责任评价既要考虑行为责任更应关注性格责任，而在行为人人格中应当排除其所不能控制的部分，仅对行为人基于日常生活行状经由自身而形成的人格态度归责。在此，麦兹格不仅在责任中注入了人格评价，而且在人格评价中重视行为人的具体行状特征[16]。鲍凯尔曼提出生活决定责任论或称误谬生活决定责任论，强调责任本质在于行为人由为善生活转为为恶生活的意思决定。易言之，人格中存在为善与为恶的两种素质倾向，法的规范要求行为人应当取善而抑恶，然而行为人在能够取善的情况下却选择误谬途径而为恶，对于这种决定转向为恶的生活态度应予非难。由此，鲍凯尔曼在人格形成上并不重视生活行状，而是强调行为人的意思决定的作用。

　 日本学者的人格责任论：不破武夫立于行为责任本位结合行为人人格阐释人格责任。认为责任本质系属对基于具体人格而自由决定行为的行为人加以道义非难。首先，责任以在道义上非难行为为内容，从而行为侵害法益的程度决定了责任的大小；其次，责任也须行为与行为人人格相当，如果行为出于偶然或缺乏辨认与控制则排除责任。团藤重光整合行为责任与人格形成责任而构成人格责任。认为首先应当坚持行为责任的观念，以符合构成要件行为作为责任评价的对象；同时，也应注意行为系属行为人之人格态度的现实化，从而人格形成责任成为问题；而在人格之中，既有主体无法控制的部分也有主体积极形成的部分，两者对于责任评价皆有意义。安平政吉也以行为责任与人格形成责任的结合来阐释人格责任。认为责任本质在于对决意实施违法行为的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的非难。易言之，责任成立首先应有具体的违法行为发生；同时，责任也须实施行为的行为人的人格可予非难。[17]而人格的形成，系属素质、环境与意思努力的综合作用。其中，素质与环境构成人格的潜势力，而素质对于实施行为具有支配作用，同时主体的意思努力对于行为的决定力也具有重要意义。[18]

　 人格责任论的基本思想：人格责任论以具体人格为基底以个别行为为前提，责任系属对导致行为的人格体系、反社会人格或者人格态度的责难，人格之中存在意志自由也有行为决定。从而，人格责任是行为责任、性格责任与人格形成责任的合并，行为责任是对现实行为的责难（行为中心），人格形成责任是对危险性人格的责难（行为人中心）。（1）行为责任：人格责任论认为，犯罪行为并不是自然且必然地暴露了行为人一定的性格，而是行为人根据人格特性，在各种内在的和外在条件下，有选择地排除其他可能性而实施的行为，从这一点来看，必须首先承认行为本身就是刑事责任的基础；（2）性格责任：人格责任论也主张，这种行为责任本身也是对行为中的人格态度进行理解并作责任判断的，行为只是人格动态中的一个方面而已，于是就提出了行为人对具体犯罪行为的人格态度问题，因此这种行为责任是具有人格性的责任。（3）人格形成责任：人格责任论还要求，在确立责任时不能只针对行为，也要考虑犯罪行为背后潜在存在着的人格体系，并且行为背后的人格也是在受素质和环境制约的同时独立形成的，因而在行为人能独立自主地实施某行为的范围内，可向行为人对其人格形成施加非难。[19]

　 人格责任论的一般分析：人格责任论系属道义责任论与社会责任论的融合。人格责任论肯定人格形成中的自由意志作用，同时其又强调行为与人格态度密切相关；人格责任论在犯罪原因上既否定单纯的意志选择又否定素质或环境的必然决定，而是关注基于行为人主客观的具体人格形成；人格责任论主张责任既是对选择实施行为的责难，又是对行为背后行为人人格态度的非难。人格责任论有其合理之处与斟酌余地。人格责任论在肯定行为责任的同时，关注基于行为人具体人格特征的责任，这使刑事处罚有了更为广泛的针对性，为刑罚的特殊预防留下了空间，对于避免刑事处罚的僵硬与增加刑事处置的柔韧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人格责任论对于如何恰当地协调行为责任与人格责任缺乏具体阐释。如果将行为视作人格的现实化，则人格成为归责的焦点，而在此场合具体责任程度与刑事处置方式仍需明确；反之，如果行为的反社会人格特征并不明显，此时再以人格为核心归责则不无疑问。同时，具体人格特征与具体人格形成也应有所区别，固然人格特征基于人格形成，不过人格形成责任的非难指向人格形成过程中的行为人的能动决意，这种能动决意究竟如何评价，怎样由此决定责任的程度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颇存疑问。再者，具体人格形成责任的视角在一程度上侧重回顾，其针对行为人在人格形成过程中的违法决意予以非难归责，然而人格责任更为关键的应当是基于现有的具体人格特征，展望行为人未来行为的趋向与惯性，由此采取相应的刑事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