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人大常委会


银川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

（2008年8月13日银川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2008年9月1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保障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本条例所称流动人口是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下列人员：

（一）本市行政区域外来本市居住的；

（二）市辖区与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之间异地居住的；

（三）永宁县、贺兰县、灵武市之间异地居住的。

第三条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坚持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服务管理的方针，遵循综合治理，属地管辖和便民、高效、文明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市人民政府负责本市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县（区、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具体工作。

公安、人口和计划生育、劳动、教育、卫生、民政、住房保障、司法、建设、工商等行政部门及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做好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第五条 市、县(区、市)人民政府应当把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逐步完善覆盖流动人口的公共服务体系。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人民政府财政预算。

第六条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害。

流动人口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有权向有关部门检举、申诉或者控告，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办理。

第七条各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对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以及在本市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流动人口，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居住登记


第八条 公安机关对流动人口按照实有人口管理，实行居住申报登记和办理居住证制度。

第九条市公安机关负责本市流动人口居住登记管理工作。

县(区、市)公安机关负责本辖区内流动人口居住登记和居住证的办理、发放，以及居住信息的采集、录入、统计、查询等相关管理工作。

流动人口居住证由市公安机关统一制作。

第十条公安机关派出所可根据流动人口居住情况设立流动人口登记站（点）,负责受理流动人口登记申请。

第十一条拟在本市居住五日以上三十日以内的流动人口，应当在到达居住地五日内，向居住地公安机关派出所申报居住登记。

第十二条拟在本市居住三十日以上，年满十六周岁从事务工、经营等活动的流动人口，应当在到达居住地五日内，向居住地公安机关派出所申领居住证，申领居住证应当缴纳工本费。

就学、就医、疗养、探亲、旅游的流动人口，应当进行居住登记。

第十三条居住在宾馆、旅馆、招待所的流动人口，依照旅馆业管理的有关规定进行登记。

第十四条居住证实行一户一证制度，有效期为三年。

居住证实行年度审验制度，未经审验的，居住证废止。

第十五条申报居住登记和申领居住证按以下规定办理：

(一)单位招用流动人口并提供住宿的,由用人单位申报办理;

(二)雇主招用流动人口并提供住宿的,由雇主申报办理;

(三)租赁房屋居住的流动人口,由房屋出租人督促或带领承租人办理;

(四)其他流动人口,由本人申报办理。

第十六条申报居住登记和申领居住证,应当提交本人的居民身份证、近期免冠标准照片和本市住所证明，属育龄人员的，还应当提交婚育证明。

单位和个人应当如实提供居住信息，不得提供虚假信息或虚假材料。

第十七条居住证遗失、损毁或者登记内容变更的，应当到发证机关办理补领、换领或变更手续。

变动居住地址的,应当自变更居住地址之日起七日内，到变更后的居住地公安机关派出所办理居住登记变更手续，原居住证有效期未满的,变更登记后可继续使用。

第十八条除公安机关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扣押流动人口居住证。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变造、买卖、骗取、涂改、转让、转租、出借居住证。

第三章 服务管理


第十九条持有居住证的流动人口享受下列待遇：

(一)可在本市申领驾驶证、办理车辆入户等有关证照；

(二)医疗卫生、计划免疫、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服务；

(三)在本市连续居住和工作三年以上，有合法固定居所和合法收入的，可申办常住户口；

（四）受市级以上人民政府奖励或表彰的，可申办常住户口；

（五）自治区、本市规定的其他优惠待遇。

第二十条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少年，应当接受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监护人应当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未接受或者全程接受国家规定免疫接种的儿童，监护人应当带领其到居住地卫生防疫部门接受免疫接种。

第二十一条招用流动人口的单位和雇主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到合法的职业介绍机构招收、雇用流动人口；

（二）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派出所报告所招用的流动人口变动情况；

（三）对招用的流动人口进行法制、劳动安全、计划生育、职业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和管理；

（四）发现所招用的流动人口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五）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二条 从事房屋租赁以及劳动中介服务的机构或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建立房屋租赁、用工介绍登记台帐；

(二)督促房屋出租人办理出租房屋登记备案；

(三)积极为办理居住登记的流动人口提供职业介绍服务。

第二十三条房屋出租人应当与公安机关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书，并对承租房屋的流动人口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发现承租人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报告；发现承租人有生育或者怀孕的，应当及时向人口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或者居(村)民委员会报告。

第二十四条 卫生和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流动人口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纳入日常工作范围，在传染病防治、儿童预防接种、妇幼保健、计划生育、生殖健康等方面提供与常住人口同等的服务。

第二十五条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为流动人口提供职业指导、就业培训、职业介绍、社会保障等服务。依法保护流动人口的劳动权利，依法查处侵犯（害）流动人口劳动权益的案件。

第二十六条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将流动人口子女的学龄前教育和九年义务教育纳入总体规划，妥善安排流动人口子女入学。

第二十七条住房保障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做好出租房屋的管理工作。

第二十八条民政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负责流动人口中城市流浪乞讨和困难人员的救助、服务与管理工作

第二十九条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做好对流动人口的法制宣传、法律援助、法律服务工作。

第三十条建设行政部门负责建筑工地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

第三十一条工商行政部门负责流动人口经营活动的服务管理。

第三十二条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和居（村）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有关部门做好流动人口的传染病防治、儿童预防接种、妇幼保健、就业培训、社会保障、法制宣传等服务，鼓励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居民自治。

第三十三条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人民团体应当鼓励、支持流动人口参与当地有关活动，维护流动人口合法权益。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四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用人单位、雇主、流动人口不按规定申报居住人口登记或申领居住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 按每人处以50元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扣押流动人口居住证，伪造、变造、买卖、骗取、涂改、转让、转租、出借居住证的，由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处以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租人未与公安机关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的，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处月租金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违反本条例规定，出租人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第三十八条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中，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无正当理由拖延或者不予办理居住证、婚育证明和营业执照的；

（二）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强制措施的；

（三）索要、接受或者无偿占有财物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九条港、澳、台同胞，华侨，外国人居留和就业等管理工作，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十条本条例自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


“为他人谋取利益”在受贿罪中的认定

白静浦


　　关于“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收受型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的问题目前学术界仍有较大争议。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主观要件，即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因此，受贿罪是一种“意图犯”（或目的犯）。客观要件说有两个分支：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要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至于实际上是否已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种观点又被称之为“行为说”；另一种观点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内容可以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不必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这种观点被称之为“许诺说”。笔者认为，这几种观点都值得商榷。
　　首先，应该肯定，按主观要件说，可以把那种意图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还未来得及实施或因某种原因未能谋取以利益的情形，纳入受贿罪的处罚范围，这对于国家的廉政建设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此说有以下几方面值得商榷：（1）与实际情况不符。一般认为，行贿与受贿是对向犯，对行贿人来说，之所以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其目的（或意图）是要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为自己谋取利益，即“以钱换权”；反过来，对受贿人来说，之所以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其目的（或意图）是要换取行贿人的财物，即“以权换钱”。而不是像主观要件说所说的那样，“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主观上的“意图”（或目的）。（2）与刑法的规定不符。本来，从现代汉语的解释来看，“为”既有表示目的（或意图）的含义（如“为了”），也有表示行为对象的意思（如“替”、“给”）。但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关于受贿罪的规定来看，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为”理解为“替”或“给”他人谋取利益才是恰当的，而解释为“为了”他人谋取利益，则在表述上明显不通畅。同时，联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一条、第三百九十三条有关行贿罪的规定来看，“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中的“为”显然是指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或目的），即“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在这几个条文中，“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放在条文之首，而受贿罪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放在条文之中的客观行为之后。如果立法者是把“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主观要件规定在受贿罪中的，就应该放在条文之首，实际上，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只是通过对犯罪主体和客观行为的描述来界定受贿罪的，对主观方面并未作描述，更没有对犯罪意图作具体规定，即没有把受贿罪规定为“目的犯”（或“意图犯”）。（3）国外没有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受贿罪主观意图的立法例。在德日刑法理论罪，虽然有不少学者认为，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主观意图（或目的）的某些犯罪，也可以解释为“目的犯”（或“意图犯”），即把某种主观意图解释为某罪主观上必须具备的要件，但似乎并无人认为受贿罪属于这种法无明文规定的“目的犯”。更没有人把“为他人谋取利益”视为受贿罪主观上必备的“意图”。
　　其次，应该肯定，客观要件说把“为他人谋取利益”理解为收受型受贿罪的客观要件，这无疑是符合立法原意的。按客观要件说中的“许诺说”，可以将绝大多数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腐败行为纳入受贿罪的范围，对于国家推行反腐倡廉的政策也是有积极意义。但是，“许诺说”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许诺（或承诺）是一种意思表示，它虽然是一种行为，但正如有的论者所述，“仅是表露思想的行为，而不是实现思想的行为。‘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等于就是、或就会为他人谋取利益。”因此，既然肯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受贿人客观方面必须要有的行为，那么，把这种行为的内容解释为是许诺为创优谋取利益，显然是超出了法律规定本身的含义。（2）按许诺说，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结果是只要行为人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而又没有拒绝接受或退还财物的实际行动，就表明他是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其事后有无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均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样一来，“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表示虽然属于客观范畴，实际上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之间已经只有一步之遥了，彼此之间除了分属客观范畴和主观范畴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性区别。这种适用解释可能导致模糊受贿罪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界限的后果”，并且会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客观要件失去限制受贿罪处罚范围的作用。（3）许诺说的提出或许是受日本刑法中规定有受托受贿罪的启示，而受托受贿罪以行为人实施受贿行为时接受请托为成立条件。所谓接受请托，相当于许诺（或承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在日本，受托受贿罪是普通受贿罪的加重犯。普通受贿罪的成立，只要是保管员或仲裁人就职务上的事项收受、要求或者约定贿赂即可，不要求受贿方许诺为对方谋取利益；如果受贿人许诺为对方牟利（或接受请托），则构成受托受贿罪，比普通受贿罪处罚更重；如果受贿人更进一步为行贿人谋取利益，百谋取利益时又实施了不正当行为，或者不实施适当行为，则构成加重受贿罪，比受托受贿罪的处罚还要重。但是，我国刑法对受贿罪的规定与日本有较大差别我们对收受型受贿处罚的起点是为他人谋取利益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没有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甚至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未付诸行动的，均不应以受贿罪来处罚。
　　最后，客观要件说是“行为说”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司法实践中容易掌握认定，同时还可以避免扩大受贿罪的处罚范围。但是，如果严格按此说行事，强调受贿人只有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才可能构成受贿罪，那就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缩小了受贿罪的处罚范围。
　　笔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虽然是收受型受贿罪客观方面的必备要件，即必须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也并非是像有的论者所说的那样，只能理解为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实行行为。相反，可以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是因为，刑法上的故意行为大多有一个从开始作准备着手实行到最终完成的过程，“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不例外。由于我国刑法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总则规定，原则上对所有的预备犯都处罚，所以，刑法分则规定的故意犯罪行为，大多能理解为包含为实行犯作准备的行为。由此而论，把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包含在“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之中，是有法律根据的。此其一。
　　其二，在许多受贿案件中，行为人不仅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而且也想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并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工作只是由于某种原因终未实行。例如，杀人犯的亲属向承办案件的法官行贿1万元，要求其从宽判处，留杀人犯一条命。该法官答应帮忙，并建议对方想办法弄一份被告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假证明材料，以便其有从轻判处的“根据”。对方弄来证明材料后，该法官觉得案件性质严重凭已有的假证明材料，审判委员会也不一定同意不判死刑，因而未将假材料提交审判委员会，也未发表从轻判处的意见，杀人犯仍被判了死刑。在此例之中，法官非法收受了他人财物，并未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他要行贿方提供假证明材料，已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这同已着手实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而未实现牟利目的的情形相比，在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程度上已无多少差别因此，有必要把这类已实施为创优谋取利益作准备行为的情形，解释为具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条件。
　　其三，根据刑法解释论的原理，当刑法对某种犯罪的成立条件规定得过于严格，不能完全适应同犯罪作斗争的实际需要时，可以在不超出法律规定原意的基础上，对法律作适当的扩张解释。据此，把受贿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解释为包含准备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也是符合刑法解释之要求的。
　　其四，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包含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不仅符合立法原意，而且可以克服上述“主观要件说”和“许诺说”无法避免的证据难以搜集认定带有主观随着性的弊病。因为要证明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主观“意图”或“许诺”（尤其是暗示的许诺），在行为人未采取行动之前，通常是十分困难的。而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准备的行为，毕竟是一种行为，是表现于外的客观实在，这方面的证据一般不难搜集，这就为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案件创造了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