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条例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条例
（2006年9月29日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六十四号）
《湖北省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条例》已由湖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06年9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9月29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了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维护供用电秩序和公共安全，保护电力企业和电力用户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本条例所称窃电行为，是指以非法占用电能为目的，故意采用下列方法不计量、少计量或者少计价的用电行为：（一）在电力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个人供用电的设施上擅自接线的；（二）绕越或者损坏用电计量装置的；（三）伪造或者非法开启用电计量装置的法定封印的；（四）致使用电计量装置不准或者失效的；（五）使用窃电装置的；（六）使用非法用电充值卡或者非法使用用电充值卡占用电能的；（七）实行两部制电价用户私自增加电力容量的；（八）非法改变用电计量装置的计量方法、标准的；（九）采用其他方法非法占用电能的。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工作的领导，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支持和监督有关部门依法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供用电的监督管理工作，依法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
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密切配合，依法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
电力企业应当加强对窃电行为的防范，配合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部门查处窃电行为。
第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窃电，不得教唆、胁迫、协助他人窃电，不得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不得制造、销售窃电装置。
第五条鼓励单位、个人对窃电和制造、销售、提供窃电装置等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自觉维护供用电秩序。
有关部门应当为举报者保密；经查证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奖励。
第二章 用电安全防范与用电检查
第六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电力企业应当经常进行电力法律法规、用电安全以及窃电行为危害性的宣传教育。
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和城乡基层组织，应当对本单位、本辖区人员进行安全用电、规范用电的宣传教育。
传播媒体应当对损害电力企业和用户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
第七条电力企业应当定期或者不定期地进行用电安全与业务检查；加强防范窃电技术及产品的研究与开发，推广和采用防范窃电的技术和装备。
第八条电力企业安装和使用的用电计量装置，须经法定的或者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加封，按照规定进行周期检定。电力企业应当对安装在用户处的用电计量装置进行检查。
用户发现用电计量装置损坏、丢失或者发生故障的，应当及时告知电力企业。电力企业应当及时处理。
第九条电力企业和用户应当根据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供用电合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依法配备电力监督检查人员。电力监督检查人员有权向电力企业或者用户了解有关执行电力法律、法规的情况，查阅有关资料，并进入现场进行检查，发现窃电行为，有权制止和查处。
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进行检查时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
第十一条电力企业必须配备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和专业技能的用电检查人员。
电力企业用电检查人员进行用电安全与业务检查时，不得少于2人，并应向用户出示用电检查证件。用户应当配合检查。
第十二条电力企业用电检查人员现场检查发现有窃电嫌疑的，应当加以制止，保护现场，收集和保留证据，并及时报告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发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当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用户对电力企业用电检查人员检查发现的窃电嫌疑没有异议的，根据供用电合同约定和国家有关规定，按所窃电量补交电费和支付违约使用电费。
第十三条采用暴力、威胁手段妨碍电力监督检查人员执行公务和妨碍电力企业用电检查人员进行用电检查的，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处理。
第十四条电力企业为制止窃电行为，根据法律规定中断供电的，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事先通知当事人；（二）采取了防范设备重大损失、人身伤害的措施；（三）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四）不影响当事人以外的其他用户的正常用电。
第十五条用户对电力企业以窃电为由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电力企业所在地的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投诉。
受理投诉的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受理投诉之日起3日内作出是否恢复供电的决定。
第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电力企业应当及时恢复供电，最迟不得超过24小时：（一）被中断供电的用户停止窃电行为并承担了相应责任；（二）被中断供电的用户按照有关规定提供了担保；（三）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了恢复供电的决定。
第三章 窃电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第十七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嫌窃电行为的举报、投诉和电力企业及其用电检查人员的报告，以及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移送和上级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交办的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指派电力监督检查人员调查。
第十八条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对涉嫌窃电行为的调查结束后，应当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法作出下列处理：（一）窃电事实不能成立的，予以撤销；（二）对窃电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决定通知书；（三）窃电行为轻微，及时改正和承担供用电合同约定的责任或者依法可以不予行政处罚的，不予行政处罚；（四）涉及治安、刑事案件的，移送公安、司法机关处理；（五）发现生产、销售窃电装置的，分别移送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处理。
第十九条公安机关对有关窃电行为的报案和行政主管部门、司法机关移送的有关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应当及时受理，并依法查处。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对窃电行为的处理情况，应当相互告知。
用户对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行政主管机关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二十条窃电时间可以查明的，按照下列方法计算窃电量：（一）在供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的，窃电量按私接设备额定容量（千伏安视同千瓦）乘以窃电时间计算；用自制、改制以及无铭牌容量的用电设备窃电的，按照可实测的电流值确定设备容量乘以窃电时间计算；（二）私自增加电力容量的，按照超过合同约定的容量乘以使用时间计算；（三）采用上述第（一）项、第（二）项两种方法之外的其他不计量或者少计量方法窃电的，窃电量按计费电能表标定的最大额定电流值所指的容量乘以窃电时间计算；通过互感器窃电的，计算窃电量时还应当乘以实际使用互感器倍率。
第二十一条窃电时间不能查明的，按照下列方法确定窃电量：（一）能查明产量的，按照同类型用户的同类产品的单位耗电量和窃电单位的产品产量相乘计算用电量，加上其他辅助用电量，减去抄见电量；（二）用户现场检测系统装置正常计量的，按照用户现场检测系统装置记录电量减去抄见电量；（三）根据本条第（一）项、第（二）项的方法不能计算或者不能确定窃电量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二十二条窃电金额按照窃电量乘以当地当时的目录电价计算。
窃取分时段电价的，按照销售目录电价的平段价格计算；窃电后转售电价高于销售目录电价的，按照转售的价格计算；转售电价低于销售目录电价的，按照销售目录电价计算。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对本条例第二条规定的窃电行为，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追缴电费并处以应交电费5倍以下罚款。
单位窃电的，除按照本条第一款规定处罚外，对实施窃电行为的单位予以公告；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警告，情节严重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五条制造窃电装置的，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窃电装置及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销售窃电装置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窃电装置及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教唆、胁迫、协助他人窃电或者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七条窃电者的窃电行为造成供用电设施损坏、停电事故或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电力企业违反本条例的规定中断供电或者未及时恢复供电，给用户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九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履行预防和查处窃电行为职责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条本条例所称电力企业是指电网经营企业和供电企业。
第三十一条本条例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
风风雨雨财产刑
温跃
一、2010年2月10日最高法院颁布了《关于财产刑执行问题的若干规定 》引起人们对财产刑及其执行的关注。回顾一下建国以来关于财产刑的立法和在司法实践中执行的状况，有很多值得回味和发人深省的地方。
二、财产刑在我国立法上经历了“慎用”到“滥用”的过程。
1、刚建国那阵，出于废旧立新的豪情，“禁止援引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虽然也有财产刑罚的规定，但它与反动派的罚金办法，本质上并无丝毫相同之处，两者之间是有原则区别的。”这种原则区别表现为：
（1）对反革命的犯罪分子除严刑镇压外并得处以没收全部或一部财产的惩罚，将其掠自中国人民的财富，还给中国人民。
（2）对犯罪的人民，则除应本诸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按其情节轻重，危害大小，依照人民法律处以应得之罪外，对财产刑，就必须是依据犯罪性质，实事求是，严肃而审慎的使用，而决不允许我们以感想代替政策法令，无根据地滥行处罚。
就（1）而言，财产刑扮演的不是剥夺犯罪人再犯能力的角色，而是完成伟大神圣的使命，就是剥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的财产，使之归还“中国人民”。这里，财产刑显然不是刑罚，而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就（2）而言，显示了司法机关对财产刑的慎用。这种慎用，体现了司法机关对“伪六法许以罚金易科赎罪”的鄙视，和对“富有资财的坏分子逍遥法外，甚至敢于做出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现象”的担心。说实话，体现了司法的人民性，因为人民当时很穷。同时体现了司法平等性，有钱人和没有钱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钱人不能用钱减轻惩罚。
因此，1950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中，禁止对烟毒犯专科罚金，或虽非专科而准以罚金易换其已宣告的刑罚，所谓易科罚金；对业务过失致人于死、伤害、奸淫、遗弃婴儿致死等犯罪均不得科处罚金；属于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可酌科罚金。但应依案犯的具体情况及历史性的根源，分别轻重判处徒刑，只有在仅处自由刑尚不足达到惩罚改造目的，而必须针对其贪图财产上不法利益的犯罪动机目的再附加财产刑处罚的情况下，才可并科罚金；科处罚金时，须足够地注意被告的经济负担能力，与其家庭生活生产情况；停止使用以罚金抵充徒刑的办法。
1960年5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能用罚金折服劳役问题的复函》中，再次强调对于“走私案件根据具体情节给予适当的刑事处分，不能以罚金折服劳役”。
2、79刑法制定那阵，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人民依然很穷，司法理念依然很淳朴，行政罚款远没有现在这么盛行，刑法上的罚金作为财产刑仅仅作为刑罚的点缀放在79刑法中的。 79刑法适用罚金的罪种有23个，可独立适用的14个。
在79刑法中，作为财产刑的没收财产刑的设置比较有意思：
（1）79刑法分则中反革命罪的所有罪名均可以并处没收财产。这体现了建国初期的思想：对反革命的犯罪分子除严刑镇压外并得处以没收全部或一部财产的惩罚，将其掠自中国人民的财富，还给中国人民。可见，79刑法中对没收财产刑的偏爱体现了把没收财产刑当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的思想，而不是体现剥夺罪犯再犯能力的功能。
（2）在79刑法分则第二章危害公共安全罪、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和 第八章渎职罪中，没有一个罪名设置没收财产和罚金，体现了建国初期的一直延续下来的思想：“业务过失致人于死、通奸、伤害、遗弃婴儿致死等犯罪，依照上述政策法令精神根本不能使用罚金处罚。尤其通奸处罚金更是奇怪现象，这样滥用财产刑，则不仅不能达到惩罚改造警戒的刑事政策目的，且最易发生富有资财的坏分子逍遥法外，甚至敢于做出无顾忌地胡作非为的现象，而这种现象，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所不容许发生的。”（1950年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财产刑罚使用问题的指示》）
（3）在79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走私罪、投机倒把罪、伪造或者倒卖计划供应票证罪和伪造国家货币或者贩运伪造的国家货币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4）在79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抢劫、惯窃、惯骗或者盗窃、 诈骗、抢夺和贪污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5）在79刑法分则第六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 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制造、贩卖、运输鸦片、海洛英、吗啡或者其他毒品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设置了没收财产刑。
总之，79刑法中财产刑的设置更多的是出于政治斗争工具的考虑（在反革命罪中），而在其它犯罪中相对设置较少，就罚金刑和没收财产刑比较而言，更喜欢使用没收财产刑。一者因为当时人们的经济观念没有现在这么强，而且较穷，还没有象如今社会这么喜欢动不动就用经济惩罚的手段，对穷人来说，用财产刑剥夺再犯能力没有什么意义，还不如判有期徒刑来得实惠有效。二者因为当时人们羞于谈论钱财，罚金给人以用钱赎刑的感觉，不如没收财产刑来得那么干脆和彻底，而且没收财产刑都是附加适用的，给人以打到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感觉。至于贝卡里亚“没收财产是在软弱者头上定价，它使无辜者也忍受着罪犯的刑罚，并使他们沦于必然也去犯罪的绝境。”的观点，当时没有人敢提，甚至都不知道还有这么一说。“没收财产刑只能作为国家维护自身安全和社会安宁、打击敌对势力和特别严重的犯罪行为的一种特殊手段而谨慎使用，而不宜作为一般性的惩治贪利性犯罪的经济制裁手段。对一般贪利性犯罪适用罚金刑就足以从经济上给予足够制裁，完全没有必要另外适用没收财产刑。”那是储槐植
等人的后话了。
3、到97刑法颁布的时候，社会面貌和人们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一切向钱看成为了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甚至牛顿力学中的时间都被骚动不安的中国人赋予了财产的意义：时间就是金钱！
97刑法在财产刑的制定上存在如下的社会背景：
（1）在新时代里，行政机关使用“以罚代管”的技艺已经炉火纯青了，凭借按罚款的一定比例的财政返还，行政机关聚集了巨额钱财，这让97刑法的立法者们感觉到一个财产刑时代的来临。如果再羞羞答答地设立、适用罚金刑等财产刑，不能让世界认识到中华大地已经国富民强了，何况在强劲的经济增长面前，在动不动就被行政罚款，交通违章罚两百都觉得区区小数、不足挂齿，恨不得罚个500、1000、20000元才过瘾的本能冲动面前，中国老百姓已经对罚款非常适应了、习惯了，承受能力增强了。面对行政违法的人，周围的看客都希望政府能够罚他个倾家荡产才过瘾，而对于刑事犯罪的人，刑法还慎用罚金等财产刑，实在脱离了我们的伟大时代了。
（2）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各种贪利性犯罪层出不穷，都被逐步列入刑法的罪名中了，对贪利性犯罪，适用财产刑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既然罪犯是在钱上打主意的，那就让罪犯在钱上有所失吧，就像你强奸他人妻子，就让受害人丈夫强奸你妻子吧，一报还一报。晕死，原来这种对贪利性犯罪设置财产刑是出于以牙还牙的逻辑！
（3）不少学者、法官出国转了一圈，发现所谓的法治国家都大量使用罚金刑，在还没有搞清楚原委的情况下，生怕中国立法和司法不能与国际接轨，回来后阿Q式地奔走相告，人家早就“革命”了，我们也应“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