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建设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的若干意见

交政法发[2013]308号　　



　　党的十八大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法治政府基本建成”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为在新形势下全面建设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制定本意见。
一、全面建设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要求
　　1.指导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以科学发展推动交通运输转型升级为主题主线，以破解制约交通运输依法行政的体制机制障碍为突破口，以增强领导干部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促进“三基三化”建设为着力点，培育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法，把法治要求贯穿到交通运输建设、运营、管理、安全生产的各个领域，为交通运输改革发展提供法治引领和保障。
　　2.基本原则。
　　——依法行政。把法治建设贯穿到交通运输改革发展全过程，通过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决策水平、规范行业管理、严格依法办事，积极破解发展难题，使交通运输改革发展全面纳入法治的轨道。
　　——服务为先。把服务人民群众、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强化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职能，寓管理于服务，做到管理利民、服务便民、执法为民，使交通运输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
　　——监督制约。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深入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把交通运输部门的各项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做到行政权力依法取得，行政程序依法履行，行政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责任依法承担。
　　——夯实基础。完善交通运输部门依法行政的基础管理制度，加强基层执法站所建设，改善基层法治环境，规范基层执法行为，提升基层执法队伍素质和形象。
3.总体目标。法治意识显著增强，法治理念深入人心，法治精神、法治价值得到普遍认同;综合运输法规体系更加科学完善，促进各种交通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交通运输部门各项公权力的行使纳入法治轨道，行政权力运行更加规范透明;执法队伍素质和管理明显提升,执法监督更加有力;交通运输部门的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基本到位，形成诚信规范、竞争有序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依法行政水平全面提高。到2020年，基本建成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
　　二、全面建设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的主要任务
　　（一）切实强化法治思维。
　　4.提高交通运输部门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要坚持和完善交通运输部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发挥党组（委）会、办公会组织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的平台作用。将领导干部学法守法用法的能力和水平作为选拔任用干部的重要内容。使交通运输部门各级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党的领导、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5.树立权为民所用的理念。牢固树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个根本准则，自觉站在社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审视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科学合理界定交通运输部门职责权限，把通过市场竞争和行业自律能够解决的事务交由市场或中介组织去履行，正确处理好权力与权利、权力与责任的关系，避免权力膨胀和权力滥用，统筹维护好国家利益、行业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利益。
　　6.强化监管职能和服务意识。创新交通运输部门管理方式，充分运用间接管理、动态管理和事后监督管理等手段，彻底改变目前交通运输部门存在的重建设、轻管养，重审批、轻监管，重处罚、轻纠错的现象，切实从注重“管制”转移到“管理与服务并重”上来，为公众提供畅通、安全、经济的交通运输设施体系，营造并维护公开、透明、有序、便利的运输生产经营环境。
　　7.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各级交通运输部门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都要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理念，摒弃法律工具化的思想。准确理解法律，正确实施法律，坚决杜绝借法将行政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倾向，强化权限意识、规则意识、程序意识、责任意识，将一切行政行为纳入法律制度的调整范围，不允许任何单位和个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8.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推动普法规划的实施，建立交通运输法律法规全国统一宣传制度，组织策划交通运输法制宣传教育主题活动，定期组织开展法制专题培训交流活动，努力提高交通运输系统领导干部和从业人员的法律素质。
　　（二）坚持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9.规范行政决策程序。对涉及交通运输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求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要实行公示、听证制度，扩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要完善内部民主决策机制，严格执行重大行政决策的会议集体讨论决定制度。
　　10.完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机制。建立完善专家论证、公众参与、专业组织测评等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机制，凡重大决策事项，都要进行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控性评估。通过综合评估确定决策事项的风险等级，存在高风险的，要区别情况作出不实施的决策，或者调整决策方案、降低风险等级后再行决策。
　　11.严格行政决策后评价和责任追究。对重大行政决策要跟踪执行情况，通过民意反映、抽样检查、跟踪反馈、评估审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必要时作出停止执行的决定。严格执行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对超越法定权限、违反法定程序的决策行为以及行政决策失误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都要依法依纪追究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三）继续加强制度建设。
　　12.加快完善综合运输法规体系。组织制定综合运输法规体系建设实施意见，统筹考虑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邮政等方面的立法。要统筹立、改、废工作，针对交通运输管理的薄弱环节和突出矛盾，做好现有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工作。
　　13.着力建设完善统一的制度体系。各级交通运输部门领导干部要全力维护法制的统一，本部门和下级部门印发的文件不得与上位法抵触，确保制定政策、规范性文件和标准规范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严禁违法或者采取变通手段超越法律规定制定政策、文件和标准规范。要统筹考虑地方交通运输立法和国家立法的关系，形成和谐统一高效的交通运输制度体系。
　　14.创新制度建设的机制。要加强前瞻性研究，以及对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制定政策研究规划和工作计划，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发展难题，使制度设计能够深刻把握和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使专家咨询论证、公众参与交通运输立法常态化、制度化。要继续深入探索开展立法后评估工作，尤其对群众关注度高的、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大的立法项目和规章制度，要加强后评估，为交通运输法规的立、改、废提供充分的参考和依据。
　　（四）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15.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根据转变政府职能的要求，对交通运输部门现行的行政审批项目进行清理，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减少对投资项目、生产经营活动和资质资格的审批。禁止利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登记、年检、审定等形式，变相设定审批事项。严格规范行政审批中的技术性审查、中介服务行为，避免审查过多过滥和垄断谋利现象。
　　16.完善审批工作机制。进一步简化审批程序和环节，下放审批权限，推进审批过程公开透明。改变以批复文件代替许可决定的习惯，对许可事项实行案件化管理，建立许可事项文书档案。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对许可事项进行审查，需要进行现场检查勘验的，不得单纯通过书面审核作出许可决定，要认真开展实地审核工作，并将实地审核情况制作成文书载入许可案卷。涉及第三人重大利益的，要按照法律规定及时征求当事人意见或组织听证。要明确审批事项的事后监管标准和要求，强化审批的事后监管。
　　（五）切实改进行政执法。
　　17.深化执法模式改革。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国发〔2010〕33号)的要求，指导各地结合实际情况推动行政执法模式改革。鼓励各地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开又相互制约的原则，进一步推进综合执法、统一执法、联合执法、路警共建等多种形式的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模式改革。进一步理顺各门类执法机构的条块管理关系，减少执法层级，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多头执法、职责交叉、重复处罚、执法扰民等问题。
　　18.加强执法信息化建设。开展执法信息化建设顶层设计工作，明确执法信息化建设的整体框架体系。积极推进“十二五”信息化建设规划中交通运输执法信息化建设项目，加强现场电子取证和检测设施建设，积极推广非现场执法方式，用信息手段来制约办“人情案”和滥用裁量权的现象；充分利用和整合各地各系统已有的信息资源，建设跨区域执法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各地各系统执法联动和区域协作。
　　19.加强执法监督管理。针对调查取证、实施行政强制、行使自由裁量权、收缴罚款等行为，制定更加具体的执法细则和操作流程。进一步加强执法风纪建设，严格执行执法禁令和执法忌语，切实做到公正规范文明执法。加强政务服务体系建设，推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等，推进区域网上申办制，建立区域咨询服务平台，全面提升行政执法效率。完善违规执法举报投诉处理制度，认真查处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的典型案件。加强对执法文书和执法案卷的监督管理，坚持开展执法评议考核。组建专门的执法监督队伍，切实落实执法人员、执法单位和相关领导的执法责任。
　　（六）加强执法队伍和站所建设。
　　20. 加强执法人员的职业化建设。按照提高素质、控制规模、优化结构的要求，严格执法人员的准入和退出管理。组织开展执法人员岗位培训和文化素质达标工程，提高执法人员的整体学历水平，提高法律专业和交通运输专业人员的构成比例。按照《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培训工作方案》和《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培训考试大纲》的要求，用3-5年的时间，完成全系统执法人员的轮训工作，切实提高交通运输执法人员的法律素养、职业道德和职业技能。
　　21. 加强执法队伍的正规化建设。完善执法队伍建设的机制，解决交通运输执法机构性质不一致、编制管理混乱、装备不齐备、形象不统一的问题。组织开展执法机构定岗定编标准研究，制定执法车（船）和执法装备编制核定标准，推动实现全系统执法形象统一。
　　22.加强执法站所的标准化建设。今后一段时期，要把全面加强交通运输基层执法站所的标准化建设作为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任务，各级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部直属系统要统筹规划本地区本系统的执法站所建设，逐步建成布局合理、管理规范、形象统一、保障有力的基层执法体系。部将组织研究基层执法站所有关建设标准，推广一批执法站所的建设和管理经验，全面提升基层执法站所业务管理水平。
　　（七）严格行政监督与问责。
　　23.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健全交通运输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工作机制，深化信息公开内容，拓宽信息公开渠道，重点做好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审批和实施等领域的信息公开。完善办事公开制度，逐步扩大网上查询、交费、办证、年检、求助等服务项目的范围，为人民群众提供快捷、方便的优质服务。推进行政权力公开运行机制，梳理行政权力清单，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流程，探索推行行政权力网上运行和全程电子监察，实现行政权力运行公开化、规范化。
　　24.深化行政监督工作。加强绩效管理，开展绩效评估，建立健全绩效管理体系。构建科学合理的交通运输政府部门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机制，综合运用听取和审议专项工作报告、执法考评、计划预算审查、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询问和质询等形式，增强监督和管理的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加强执法监察、廉政监察和效能监察，保证和支持审计、监察等机关依法行使监督权。更加重视舆论监督，对人民群众检举、新闻媒体反映的问题，应当认真调查、核实，及时依法作出处理，并通报处理结果，促进交通运输部门与社会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
　　25.加大行政问责力度。坚决执行《行政监察法》、《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和《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坚持有错必纠、有责必问。健全问责制度，规范问责程序，推进问责法治化。
　　（八）依法化解矛盾纠纷。
　　26.做好涉及交通运输的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把做好行政调解作为加强社会管理、转变行政管理方式的重要手段和基本职责，进一步强化调解职能。要逐步完善行政调解的制度和机制，明确交通运输行政争议调解事项的范围、责任主体、基本原则和调解程序，对征地拆迁、企事业单位改制、行政审批政策调整等涉及人数较多、影响面较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要建立群体性事件预防和调处预案，做到提前预防和主动化解。
　　27.做好行政复议和应诉工作。畅通行政复议渠道，依法积极受理符合法定条件的行政复议申请，避免行政复议不作为现象的发生。规范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工作，坚持依法办案。对于案情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要采取书面审理与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审理方式，提高办理行政复议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努力做到案结事了。积极配合司法部门做好交通运输行政诉讼案件的审判工作，按规定向司法部门提交被诉行政行为的依据和证据材料，主动出庭应诉，自觉履行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裁定。加强对基层行政复议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提高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和执法机构复议应诉人员的能力和水平。
　　28.做好信访工作。各级交通运输部门和执法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信访条例》，切实依法处理人民群众通过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要及时办理信访事项，不得以任何理由压制、限制人民群众正当的信访和举报，不得打击信访和举报人员，不得将信访举报材料及有关情况透露或转送给被举报人。对于应当通过复议或诉讼等法律程序解决的信访事项，信访部门应当及时告知信访人、举报人。
　　三、全面建设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的保障措施
　　29.强化组织领导。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主要领导是建设法治政府部门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履行好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分管领导要协助主要领导抓好依法行政工作。各地各系统要根据本意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实施意见、配套政策制度和年度工作要点，明确目标任务、具体措施、责任主体。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将法治政府部门建设与交通运输改革发展任务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确保把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的各项要求落实到交通运输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30.完善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的工作机制。研究建立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考评指标体系，制定考评办法，把本意见规定的目标、任务细化和量化为具体指标，准确评估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的状况和水平，定期组织开展专项督查活动，检查发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总结经验，督促改进工作。建立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激励机制，法治政府部门建设考评结果应当纳入交通运输部门重点工作任务目标考核和绩效考核体系，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培养管理、激励约束的重要依据。开展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示范单位主题创建活动，对法治政府部门建设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营造良好氛围。
　　31.落实法治政府部门建设的经费保障。县级以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建立正常的法制工作和执法经费渠道，根据工作需要设置立法、行政复议等专项经费。积极协调财政部门，使执法人员的工资福利、执法工作经费、执法队伍管理经费全额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坚决杜绝执法与单位和个人经济利益挂钩。
　　32.加强法制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研究制定交通运输法制工作规范，对法制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责、工作规范进行具体规定，对法制工作人员的配备和培训上岗提出具体要求。地方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市级以上地方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省、设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所属的执法机构应当设置专职的法制工作机构。基层执法单位不具备条件设置法制机构的，应当设置法制工作员岗位。要加大对法制干部的培养、使用和交流力度，充分发挥法制工作机构在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建设中的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作用。法制工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要不断增强政治素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在全面建设交通运输法治政府部门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章）
2013年5月14日








民间“私了”现象的法理透视

陈文仓

摘要：“私了”是广泛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这主要归根于民间社会规范的大量存在。在民间社会中，民间社会规范所起的作用，是国家制定法无法替代的，因此出现了法律一元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的分歧，二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民间社会规范采取了不同的态度。经验表明，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遵循着各自不同的逻辑，民间社会规范的“地方性”特点更为突出，在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因此，一味对“私了”现象强行打压和限缩是无效的，必须对其进行合理的规制。司法过程便成为合理规制“私了”现象的最佳通道，经由这一通道，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才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和重塑，才有可能共同实现法的应然价值。
关键词：“私了”现象 民间社会规范 国家法 司法过程

“私了”是指不经正当程序或官方途径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民间和解行为。“私了”一词是基于官方的立场对民间解纷机制的一种概括性称谓，词义本身就含有强烈的否定性倾向。在正统的官方语汇中，与“私了”一词相当的概念当是“民间调解”。“民间调解”是国家法所赋予民间社会的一种私权自治，而“私了”一词所隐含的前置逻辑则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规避甚至逃避。如果采用与现行国家法律所肯认的渠道相一致的解纷机制，则完全没有必要创造“私了”一词。既然“私了”如此不受国家法的欢迎，那么“私了”现象何以频频出现，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其得以存在的社会机理是什么，本文即从法社会学的视角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分析，以待贾美玉。
(一)决定“私了”现象广泛存在的社会机理
不管人们对“私了”现象待何种态度，“私了”总是一种社会存在，我们就有必要探讨其存在的社会机理。通常的分析结论认为，“私了”是一种落后的、愚昧的纠纷解决机制，是民众法制意识薄弱的表现，是违反现行国家法律的。这一结论也许有其合理之处。但问题在于，如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对“私了”行为进行无情打压，强行限缩它的生存空间，是否就能一了百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利用正式司法程序寻求权利救济十分方便的地方，有时人们也宁愿选择“私了”，比如在侵权、交通肇事、偷盗、伤害、集体械斗甚至杀人等事件中，人们选择“私了”的机率还是相当高的。
“私了”作为一种非正规的、存在于民间社会的纠纷解决机制，其所仰赖的社会基础，正是植根于民间社会的民间法或习惯法的存在（为了保持概念的不混乱和讨论的方便，在本文中统称其为民间社会规范）。，①作为成长于西方社会的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现代意义上的法治自有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没有内生出与西方法治相媲美的治国之道，但同时，中国社会超稳定的社会结构的维系自有其独特的奥妙所在，其中民间社会规范的存在即为其中的奥妙之一。诚然，民间社会规范是广泛地存在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调整和控制机制，但对于法治并不发达的中国社会而言，民间社会规范则表现得更为活跃、更为稳定，也更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是中国乡土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固有特点。基于此，我们的视角必须从这一历史传统切入。在传统的法概念当中，其所奉行的是严格的国家主义立场，即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并由国家强制力（军警、法庭、监狱等物质力量）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1]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统一行使主权的要求使然，奉行这一立场本无可厚非。但是，当我们回到法的本然意义时，上述立场或许存有值得检讨的地方。法所追求的第一层级的价值目标为自由、秩序、安全和正义。从这一目标出发，我们显然没有必要强行排斥民间社会规范这类存在于民间并且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社会调节机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只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只要如此解决并不违背现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不违背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又何必强行将纠纷或冲突的解决拉回到国家法的轨道上来呢？
民间社会规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相互交往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通行做法，它首先表现为习惯或惯例。何以会形成这样那样的习惯或惯例，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在本文的探讨之列。一项习惯或惯例一旦确立起来，就会形成不易改变的定势，会直接或间接地左右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之成为法（当然不是指制定法意义上的法），需要具备几个必要的条件：一定区域的人们共同信守，人们公认的具有有权威的社会组织机构的存在，有合法使用暴力的物质力量的存在或者柔性约束力（纠错机制或矫正机制）的存在。[2]尽管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的民间社会规范的表现形式大异其趣，但它们都具有共同的目的，即维护该区域共同体中的正常社会秩序，维护最低限度的正义。由此可以说，民间社会规范的存在有其历史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按照苏力教授的观点，它符合当时社会条件下的语境。[3]
历史的变迁引致了原有秩序的不断解体和新的秩序的不断重建，但新旧秩序之间必然有着不同程度的继承性，不会象折断一根木棍一样嘎然分离。况且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人的主体性地位不会被轻易地抹煞。无论是暴风骤雨式的急剧变革，还是和风细雨式的温情改良，人的观念所具有的相对独立性往往有一个时间上的时滞和空间上的差异，不可能同现实历史进程保持同步。法治浪漫主义理想之所以难遂人愿，除了如上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如果忽略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现实物质基础，则一元化的法治社会理想就会遭到挫折。
法律多元主义观点给我们的启示是，[4]民间社会规范应
该有其合理的生存空间。民间社会规范作为一种内生型的本土资源，被创制它们的社群所信仰和遵从。依其处断纠纷和冲突的效力应该得到国家法的肯定和认同，当然国家法的肯认只能在一定限度内实现，政治上的集中统一不可能允许法律上的软弱涣散。
民间社会规范的顽强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们，一个运转有序的良性法治生态（这是笔者从政治生态中套转过来的一个杜撰词）是多元一体的有机建构，在现代化的法治重塑着民间社会的同时，民间社会也在重塑着现代化的法治。
二、“私了”现象的法理悖论
国家法制的统一性、权威性和严肃性必然要求一切纠纷和冲突的解决和平息必须在国家法的框架内进行，游离或背离其外，势必发生冲突和不适反应。疏而不漏的国家法以种种方式表达着它对一切社会纠纷和冲突的基本态度。被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制度也不外于国家法的有效掌控之内。[5]因此，“私了”在国家制定法中没有任何地位可言（毕竟“私了”跟民间调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私了”的实质是对现行国家法律的规避甚至逃避。这是我们基于国家法立场的对“私了”的基本定位。但正如上文所述，“私了”自有其独特的一套规则体系在背后作为它的支持系统。无论“私了”还是“公了”，其所凭依的是两套不同的规则体系。对“私了”的否定实际上就是对民间规则体系的否定。用民间规则修改、置换或者规避、逃避国家规则，就是“私了”行为的性质。由此可以说，“私了”就是民间规则与国家规则之间的博弈（当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博弈），是民间规则对国家规则不露声色的挑战。种种案例表明，在这种挑战中民间规则一一败北，至少在表面上都是这样。［6］诚如有学者所言，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知识系统。在这两种不同的知识系统中，国家法的强势地位自不待言，而民间社会规范只是被强大的国家法遮蔽下的地方性知识，[7]两者之间始终存在着距离，存在着隔膜。
自清末修律以来，大规模的法律移植在我国就从未停止过。南京国民政府的《六法全书》代表了民国时期法律移植的最高成就（《六法全书》现仍在我国台湾地区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律移植的对象从德、法两国转向以苏联为主（这是一场不成功的移植），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法律移植的对象重又转向与我国同样有着制定法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兼以英美法系中的美国法律。在长期的法律移植过程中，大量的抄袭、模仿甚至照搬，造成了与中国社会的排斥反应，尤其在广大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就更是这样。这种嵌入式的外生型法治现代化之路，无疑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西方的知识传统，中国乡土社会固有的知识传统遭到了忽视甚至蔑视。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的确是发端于西方的，成熟于西方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能不借重于西方先进的法治，这是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所在。在此意义上，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国家法在全国的统一适用。
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考虑法律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显然，民间社会的法律需求取决于人们的现实需要。如果一项法律制度离人们的现实需要相差甚远，或者供非所求，人们对待法律的机会主义态度就不可避免。更何况，一项法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会不同程度地存在信息失真问题，更使法律供给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因此，法律制度也同样存在一个“结构调整”的问题。
相反，“私了”所凭依的民间社会规范，是成长于民众之中的，内化于人们心中的一种坚固的信仰。经过长期的演绎，这些规则更加切合人们的实际需要，能够非常有效地解决实际问题。在遇有纠纷或冲突时，人们固有的心理认知模式自然就会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进行相机抉择，选择对已最有利的纠纷或冲突解决方式，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杀人、重伤害等严重违反国家刑事法律的行为，都会寻求“私了”，但“私了”的结果往往却使当事者遭受到双重惩罚（既要伏国家法，还要伏习惯法），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有违公平正义，但这却是当事者自愿选择的结果，是冒险的代价。
从法条主义的视角来看，刑事案件是不能“私了”的。刑事法律属一个国家的基本法律。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既是对守法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同时也是对犯罪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如果容许或放任刑事案件“私了”，会使公民的行为随时处于不确定的境地，社会秩序岂不要大乱。在少数民族地区“私了”刑事案件往往就是“赔命价”、“赔血价”，其他地区也不外乎用金钱赔偿或补偿的方式处理。［8］任其泛滥，将会造成一个不容回避的尖锐的社会问题，即是否有钱人就可以随意杀人、伤人，然后就可以轻松地用钱“摆平”？刑法的威慑力会不会因此而大大地下降？显然，任何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威的固有利益都不会容忍这种糟糕透顶的情况出现。
刑事法律规范的强行性和禁止性，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其上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任何违反刑法的行为都要受到国家的追究，无论谁都不例其外。民间社会何以会“私了”刑事案件，原因就在于民间社会规范的逻辑使然。在我看来，民间社会规范（主要是习惯法）允许用金钱赎罪，只要考察一下其盛行的地区就可以明白一二。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物质财富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当然还会有其他的观念因素），用金钱赎罪比施以“以血还血”式的报复刑要严厉的多，也更具有现实的儆戒意义。②人死不能复生，如果因此而剥夺施害者的生命，以暴制暴，则是劳动力的无谓浪费。再者，法谚有云：“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9］与这条法谚相联系的，是盛行习惯法的地区人们的犯罪观与刑罚观。现代刑法所认为的犯罪与民间社会人们所认为的犯罪必然有着较大的出入。③因此，在一个生死相依的熟人社会里，用通行的办法解决现代刑法所认为的刑事案件，仍然可以保持当事者双方家庭、家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既使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了解，双方家庭、家族之间仍会继续寻仇，留下不易消除的隐患，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的不同逻辑造成了对待犯罪和刑罚上的不同结果。免受双重处罚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但于此情景，双重处罚却势所难免，尽管作为国家并不情愿看到而且在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司法者费尽心机尽力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做出衡平，结果很少会做到皆大欢喜。［10］
必须指出的是，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中保持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是由刑事法律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④绝不容许用民间社会规范修改、置换或者规避甚至逃避对犯罪者的刑事制裁，若不如此就无法维持整个社会的最低限度的秩序和正义。
三、对“私了”现象的规制选择
作为一项熟人社会中通行的解纷和息讼机制，在肯定“私了”合理性因素的同时，必须看到，正如“私了”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一样，没有什么好名声。在不少“私了”案件中，往往存在着恃强凌弱、强词夺理、混淆视听等等的问题，“私了”似乎成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当事者的一项特权。正如勒内·达维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11］而这种“和睦”与“和谐”，在不少情况下是以不同程度地牺牲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者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在此意义上，“私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就笔者所观察，在刑事案件的“私了”过程中，寻求“私了”的往往是加害者一方，而受害者一方只是被动接受。并且，加害一方常常还要动员所有能够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为自己规避甚至逃避国家法的制裁而机关算尽。当然，“私了”的客观结果却能息事宁人，有根除后患的现实功效。在民间社会规范遵行者的眼里，赔人钱物就等于对他（她）生活其中的社群给了一个交代，一个“说法”，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因而得到社群的谅解当在情理之中。于此情形，加害一方就以此为由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制定法的角度看，这不妨可以作为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因此，通行的逻辑就是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我”也付出了代价，承受了痛苦，所以赢得国家法的宽大处理合情合理。
司法实践中这样的例子是经常存在的。问题在于司法者（主要是法官）是否具有纯熟的平衡技巧。司法者既不能违背法定职责，又不能完全被民间社会规范牵着鼻子走，他（她）得交替穿行于国家法与民间社会规范之间，既不能枉法（国家法）裁判，又不能不照顾他（她）内心世界里认同或不认同的民间社会规范的势力（我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认同当地民间社会规范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司法者所处的如上环境加上种种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同样的案件在不同的法院裁判,结果却大不相同的现象在我国并不鲜见。因此，在我国基层司法运作中，司法过程就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较量、角力的过程，结果往往就会产出一些模糊的法律产品。［12］国家法就这样被民间社会规范重新塑造，同时，民间社会规范也被国家法重新塑造，两者互动的情形十分明显。不妨这样说，国家利益和民间社群利益之间的冲突在司法过程中被司法者上下其手（不含贬义），巧妙地磨合了，化解了。诚然，在具有制定法传统的我国，司法者并不能创制法律，改变法律，但他们却可以创造性地适用法律。在如何适用法律上，他们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此意义上，或许司法者可以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良性互动的“CPU”，从而司法过程也成为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互相重塑的最佳通道。
在大量的民事纠纷和冲突中，当事者选择“私了”还是“公了”，这是他们应有的和法定的权利，⑤国家法于此保持退隐状态。在民事领域中，“私了”一词只具有中性的含义。当然与国家法所肯认的基层人民调解制度有所不同的是，⑥“私了”实质上指纠纷或冲突双方的自行和解，不需要调解员的从中调停，至多需要一个或数个中人。但实际生活比理论预想要复杂的多，民事纠纷或冲突中的“私了”因纠纷或冲突的性质和规模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不能一概而论。但不管怎样，这类“私了”对于节约司法资源，减轻当事者的讼累，降低维护秩序的社会成本等都不无好处。


注释：
①对民间法或习惯法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在此仅取它们作为一种民间社会规范的这一含义。参见田成有：《社会中的民间法与国家法》，载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②少数民族地区“赔命价”、“赔血价”的财物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往往会超出加害人家庭的实际承受能力，很多情况下需要整个家族共同负担。我所说的现实儆戒意义即在于此。
③民间社会中所认为的犯罪行为在国家法中不一定定为犯罪，而在国家法中定为犯罪的行为在民间社会中却不见得就被认为是犯罪，这几乎是一个常识。
④刑法不仅是私法的保障法，而且是其他一切法律的保障法。详见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⑤行使此项权利要以不违背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为前提。行使权利不能妨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也不能妨碍别人正当权利的行使。
⑥基层人民调解制度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司法助理员的调解，法律服务所的调解和司法调解中心的调节等等，但不包括法院的调解。调解的范围主要有：婚姻家庭纠纷（包括婚姻、继承、赡养、抚养、扶养、其他）、邻居纠纷、房屋宅基地纠纷、债务纠纷、生产纠纷、赔偿及其他。详见翁开心：《认真对待基层人民调解制度》一文，载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3页、174页。

参考文献：
[1]杨心宇.《法理学导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邓正来、姬敬武.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苏力.语境论——一种法律制度研究的进路和方法(J).中外法学，2000,(1).
[4][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M).强世功.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
[5]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6]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7][美]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A).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C).北京：三联书店，1994.
[8]张济民.青海藏区部落习惯法资料集(Z).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
[9]张明楷.刑法格言的展开(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苏力.当代法律中的习惯——司法个案的透视(J).中国社会科学,2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