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关于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接受外商投资开设自营企业的洽谈工作和审批程序规定（试行）》的实施办法

　（一九八四年十月八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为了便于《上海市关于开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接受外商投资开设自营企业的洽谈工作和审批程序规定（试行）》的顺利实施，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一、项目建议书的编写和报批。
　　根据《上海市利用外资优先发展行业及重点项目规划》、《利用外资年度计划》或外商提出的合作建议，各主管局（区、县）可组织有关单位同外商进行接触，就举办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进行探讨性洽谈，同时对外商进行资信调查。如对进行上述工作有困难者，可委托本市有关对外经济贸易单位开展咨询服务。在此阶段，不得对外签订任何有约束性的文件，经过资信调查、分析比较、择优选择和探讨性洽谈，中外双方取得比较一致的合作意向后，由项目主办单位进行初步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编写项目建议书报主管局（区、县）。主管局（区、县）同意后，以一式三份上报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下称市对外经贸委），同时抄报市计委和主管委办各二份。
　　市对外经贸委收到项目建议书后，即会同市计委和有关委办进行研究，在一个月内予以批复。
　　不论是探讨性洽谈或是以后的实质性洽谈，在每次对外洽谈后的二天内，洽谈单位应填写《洽谈情况表》，报送主管局（区、县），抄报市对外经贸委一式二份，由市对外经贸委集中信息，每周一次汇报市人民政府并通报其他有关部门。


　二、可行性研究报告、合同、章程的编报。
　　项目建议书批准后，即可对外进行实质性的谈判。对外谈判必须事先有充分准备，一切协议、合同、章程等法律性文件，应事先准备好我方的建议文本，并力争在谈判时以我方建议文本为基础进行洽谈。谈判方案和我方提出的建议文本应符合已批准的项目建议书的内容。谈判中如双方合作意向超出了项目建议书的内容和范围，则应及时向主管局（区、县）和市对外经贸委汇报。其内容和范围变化较大的，须按原项目建议书的上报单位和份数，报送项目建议书的修改报告进行审批。
　　在中外双方进行实质性谈判时，应就生产经营方向、企业规模、投资总额、双方出资比例、技术转让、设备价格、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等条件进行充分洽商。在中外双方意见基本上取得一致的前提下，双方共同编制可行性研究报告，同时落实和解决有关场地、厂房、能源、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交通运输、外汇平衡和资金筹措等各项问题，并取得规划、环保、供电、供水等部门的书面意见。如需新建、扩建和改建厂房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应包括技术改造或基本建设计划任务书的内容。可行性研究报告一经批准，即视同计划任务书的批准，便可进行扩大初步设计的编制工作，（审批机关在审批这类可行性研究报告时，应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研究决定）。中外双方共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完成以后，经主管局（区、县）审查同意即可进而洽谈和草签合营企业的协议、合同和章程（合同和章程的内容要求见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条例第十四条和第十六条）。协议、合同和章程必须按审批权限报市对外经贸委或其授权部门审查批准后才能生效。


　三、申请颁发批准证书。
　　申请颁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应由主管局向市对外经贸委报送下列正式文件：
　　１．开办合营企业的申请书，并附合营各方的法人证件；
　　２．已批准的合营企业项目建议书；
　　３．合营各方共同编制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并附各有关单位的书面证明；
　　４．由合营各方授权代表签署的合同和章程；
　　５．由合营各方委派的合营企业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人选名单（我方人选必须事先报干部管理部门批准）；
　　６．中方合营者的企业主管局（区、县）对设立该合营企业签署的意见。
　　上述文件应以中文本上报一式四份。合同和章程应有中外双方授权代表签署的正式文件的复印本。如上述文件同时用外文签署的，则应同时附报外文本的复印本。但审批时，以中文本为准。根据审批权限制定，应转报对外经济贸易部（下称经贸部）颁发批准证书的，则应按上述要求报市对外经贸委一式十份。市对外经贸委收到上述文件后，在一个月内代经贸部颁发批准证书或转报经贸部，颁发批准证书。如上报文件不符合规定，则在一个月内提出意见，退申报单位。


　四、申请营业执照。
　　中方合营者应在收到批准证书后的一个月内，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凭批准证书向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合营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为该合营企业的成立日期。


　五、审批权限。
　　１．投资总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下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项目，不需要新建、扩建和改建厂房，能源、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能自行安排落实，外汇收支能自行安排平衡的，其项目建议书经市对外经贸委批准后，授权各主管局（区、县为二百万美元以下的项目）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协议、合同、章程和有关文件，同时报市对外经贸委备案，抄报市计委和各主管委办。批准证书由市对外经贸委代经贸部颁发。
　　２．投资总额在五百元美元以上、三千万美元以下的生产性项目，或虽在五百万美元以下，但须进行基本建设，且其能源、原材料供应、产品销售和外汇平衡需由本市自行安排的项目，则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草签的协议、合同、章程均应由主管（区、县为二百万美元以上，三千万美元以下的项目）提出意见后，报市对外经贸委，并抄报市计委和主管委办。由市对外经贸委会同市计委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批。批准证书由市对外经贸委代经贸部颁发。
　　３．投资总额在三千万美元以上的生产性项目，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草签的协议、合同、章程草案等，均应由主管局（区、县）报市对外经贸委和市计委、抄送各主管委办后，由市对外经贸委和市计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审查意见报国家计委和经贸部审批，同时报国务院有关部委。批准证书由经贸部颁发。
　　４．投资总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上，不需要国家综合平衡的非生产性项目，其可行性研究报告、草签的协议、合同和章程草案等有关文件，均由主管局（区县为二百万美元以上的项目）提出意见后报市对外经贸委，并抄报市计委和主管委办。由市对外经贸委会同市计委和其他有关部门审批，批准证书由市对外经贸委代经贸部颁发。
　　市对外经贸委或其授权审批单位在收到上报文件后，应在一个月内批复，或签署意见转报上级单位，并抄知上报单位。凡逾期一个月未批复或抄知者，作为自动批准，有关单位即可办理下一步手续。


　六、项目的咨询、代理和见证
　　项目建议书批准后、主管局（区、县）应即指定项目负责人，并组织有熟悉生产技术经济业务的人员参加的工作班子，开展对外工作。如主办单位自行开展对外工作有困难者，可委托本市对外经贸单位作为本项目的咨询、代理单位。
　　咨询代理单位接受主办单位委托后，应承担以下工作：
　　１．向委托单位介绍利用外资的有关政策、法律、法令、条例和对外谈判的注意事项，以及项目的洽谈和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
　　２．代办对外邀请和接待，提供商务翻译，安排外商住宿、交通和谈判场所。
　　３．指导主办单位制订谈判方案，研究谈判策略，帮助主办单位做好对外谈判、签约的准备工作。
　　４．指导委托单位编报可行性研究报告，拟写协议、合同、章程的我方建议文本。
　　５．参加对外谈判、协助委托单位及时研究谈判中涉及商务、法律方面的问题。项目对外主谈人是项目主办单位，咨询、代理单位有建议权、无决定权。如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应及时向市对外经贸委汇报。
　　各咨询代理单位应培养和配备对外经济方面的律师和公证会计师。取得对外经济方面律师资格和公证会计师资格的人员须报市对外经贸委备案。在尚未具备上述条件前各咨询代理单位应聘请上海会计师事务所，上海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市分会法律顾问处或其它经市对外经贸委认可的单位担任经济和法律方面的顾问。
　　凡投资总额在五百万美元以上的利用外资项目，或其他由市对外经贸委指定的重要项目，不论项目主办单位自行对外或已委托咨询代理单位对外，都必须由主办单位或咨询代理单位委托上述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或法律顾问处以及其他由市对外经贸委认可的单位担任项目顾问。项目顾问应参加对外谈判，在经济和法律方面当好委托单位的参谋、指导或参加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指导或拟订协议、合同、章程的我方建议文本，并对这些文件在经济上的可行性、法律上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负责。在上报上述文件时，必须由上述担任项目顾问的单位分别在经济方面和法律方面作出见证并签署意见，否则，市对外经贸委不予审批。
　　如委托单位和见证单位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则委托单位有权作出决定。见证单位可在上报文件上签署自已的意见，由市对外经贸委裁决。
　　总投资在五百万美元以下，并授权由各主管局（区、县）审批的项目，是否要委托上述二类事务所见证，可由各主管局（区、县）自行决定。
（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在本市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审批程序，在新规定未公布实施前，可暂参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洽谈和审批程序办理。
（三）外国投资者开设自营企业：




　一、委托代办开业申请、上报项目建议书。
　　外国投资者在沪开设自营企业（下称外资企业），可委托本市对外经济贸易单位代办申请开业业务。
　　受托单位应负责向外国投资者介绍在本市开设外资企业有关税法、工商登记、供销渠道、外汇管理以及我国其它有关法律、法令、条例的规定情况，并介绍与本市有关主管部门进行洽谈。
　　外国投资者决定在沪设立外资企业后，向受托单位提出书面委托。受托单位应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按委托要求初步落实土地使用、劳动力安排、供销渠道、水电供应、保险、运输、环保等具体问题后，向市对外经贸委上报项目建议书一式三份，并抄报市计委及有关委办各一份。
　　市对外经贸委收到项目建议书后，会同计委和有关委办进行研究，并在一个月内批复，然后由受托单位转告外国投资者。


　二、上报和申请开业文件。
　　外国投资者接到受托单位转告的市对外经贸委的批准意见后，在受托单位的协助下，编制并提出下列文件一式十份，上报市对外经贸委：
　　１．设立外资企业的申请书并附外国投资者的法人或个人身份证明；
　　２．开设外资企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３．企业章程；
　　４．同中方有关单位草签的各项有关协议；
　　５．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名单和总经理、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等高级职员人选名单；
　　６．外国投资者给受托单位的委托书。
　　上述文件应以中文本上报，如有外文本者，应同时附报外文本。但审批时以中文本为准。
　　受托单位在向市对外经贸委转呈上列六项文件时应另附受托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签署的对设立该企业的意见书。
　　市对外经贸委在接到上述文件后，会同市计委和有关委办进行研究，并在一个月内决定批准与否，对批准项目，即颁发批准证书。应由经贸部审批和颁发批准证书的项目，市对外经贸委应在一个月内转报经贸部。


　三、办理工商登记。
　　外国投资者在收到批准证书后一个月内，应凭批准证书向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上述登记手续，外国投资者也可委托原受托单位代办。
　　外资企业的营业执照签发日期，即为该外资企业成立日期。
（四）本暂行规定也适用于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客商和海外华侨的投资项目。


契约精神与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李 刚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中国传统税法学理论与实践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即过分强调税收与税法的“义务性”与“无偿性”的特征，为了与之形成对比，作者主张借用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学说“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以其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为支点与核心，对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进行全面的反思与重构，在其中贯彻契约精神的具体体现，即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并以此初步构建了我国现代税法学理论的基本框架。
主题词：契约精神 公平价值 平等原则 税法之现代化


引 言

税法学与其它法学学科相比较，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即使是美国、德国等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较发达的国家，将税法作为法学的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和教学，一般说来也才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日本，对税法的正式研究则始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①而在新中国，法学研究自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起步后，遭受了五十至六十年代的挫折，在七十年代以后才进入现代法学的复兴和发展时期。其中，税法学研究更是晚了近十年，从八十年代中期发端，至今也不过十五、六年的时间；加上在研究方法和研究人员的知识结构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税法学研究目前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亟需改进之处。②
纵观新中国税法学研究有史以来的研究成果，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的国家分配论和国家意志论，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与“阶级斗争”、“强制”、“义务”等名词和观念紧密相连的，由此这些名词和观念亦进入税法学理论，成为其内在的、被认为是完全合理的本质因素，进而影响乃至主宰了税法学基本理论和具体制度的方方面面。此其一。其二，税法学理论研究者由于其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并受长期以来注释法学和服务法学的驱动，以及依附于税收经济学研究的惯性作用，偏重于对税法作制度层面上的建构和释义，淡化、忽视甚至回避了有如税法的起源和本质等根本性的基本理论问题，更遑论与其他法学学科的交叉、融合分析与研究。时至今日，在新中国建立和发展以“公平、自由和效率”为内在理念和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税法学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由于上述两大根本原因而有陷入难以为继之虞，仍然仅作制度层面上的注释甚至创新，以及实务操作方面的改进乃至完善，亦难救其于困境之中。
一、契约精神——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支点与核心

（一）契约精神
虽然已有不少税法学者对西方的税法理论和制度作过介绍和研究，谓之“借鉴和参考”。但多数仍然只是制度层面上简单的“移植和借用”，并未从深层次的理论角度去考察西方税法理论的合理性，进而以此反思我国税法基本理论的不足和欠缺之处。笔者经过认真、慎重地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可以借鉴和参考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的税收理论──如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等──中的合理因素，来修正、完善我国税法的基本理论。这一合理因素，概言之，即为“契约及契约精神”。
“契约精神来自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所派生的契约关系及其内在原则，是基于商品交换关系的一般要求而焕发出的一种平等、自由和人权的民主精神”。③契约及其所内涵的契约精神，不仅是现代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最佳体现，也是现代法治国家不可或缺的“灵魂”；其对“平等和自由”的价值追求，恰恰可以弥补传统税法学理论过分强调“税收的强制性和义务性”等观念所导致的不足和欠缺，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税法学理论中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相对立的局面，而使之趋向于和谐一致，还可以赋予税法学理论在跨世纪进程中为适应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变革而必备之调适能力和创新性。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法学现代化的大背景中，以“契约精神”为支点和核心，反思和修正我国传统税法学理论，可以为我国税法之现代化提供一条理论上可能的途径，或者至少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税收与税法概念新说
社会契约论认为，国家起源于原初状态下的人们相互缔结的契约；当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产生以后，人民与国家又缔结了一个规定彼此基本权利义务的契约，这就是宪法，其中有关税收的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契约”。西方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税收本质理论主要有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交换说认为税收是人民获得国家保护所应付出的代价；国家征税和人民纳税是一种权利和义务的相互交换，通过这种“自愿”进行的交换，不仅社会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而且交换双方都认为其利益会因为交换而得到满足，从而在对方的价值判断中得到较高的评价。公共需要论则认为，由于人民对“公共物品（或服务）”的需要——“公共需要”无法通过“私人生产部门”来满足，只能由“国家和政府”作为集体的代表来承担公共物品生产者的责任，其资金即通过税收制度来筹措。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国家分配论则认为，国家起源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税收就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税法则是国家制定的以保证其强制、固定、无偿地取得税收收入的法规范的总称。虽然，马克思也指出“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即税收——引者注），又或直接或间接地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④我们从中也可以看出纳税人和国家在某种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的对应。但是，在过分强调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强制性”和“无偿性”特征的情况下，纳税人的义务被“充分”强调，而与其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国家的“义务”被弱化，甚至忽略；导致了在税收活动中纳税人与国家（及其税收征管职能部门）法律地位的极度不平等。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马克思主义税收学说始终是从“国家本位”，即国家需要的角度来阐述税收的缘由，从而说明税法的本质；而交换说和公共需要论却主要是从“个人本位”，即人民需要的角度，并结合国家提供公共需要的职能来说明税收的起源和本质，而税法不过是以人民的授权为前提，将其意志法律化的结果，从而保证其对公共服务的需要能够得到持续的、有效的满足。由此来看，后者应该更符合我国“人民当家作主”和“人民主权国家”的实质。所以，在“人民主权国家”思想总的指导下，贯之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笔者将税收概念定义为：税收是人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进而将税法概念定义为：税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过程中国家、征税机关和纳税主体等各方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税收关系的法规范的总称。
上述概念与传统税法学理论相比，简单来说，至少具有如下三点不同：（1）涵盖了三方主体，即人民、征税机关和国家，并且突出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性；（2）表明了税收的两重目的，即其直接目的是“形成国家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使国家得以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税法则是这双重目的得以实现的有效法律保障；（3）强调了人民纳税必须“依法”且仅“依法”而为，内涵了“税收法定主义”之因素。
（三）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契约精神的体现
契约精神作为一个高度抽象的范畴，包括了自由、公平和人权等价值内涵。由于前述原因，传统税法学显现出“不平等”、“强调义务”等明显表征，对税法之本质偏差较大，故笔者提取出契约精神内涵中对传统税法学具有根本改良意义的公平价值加以探讨；而公平价值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平等原则。
税收活动与国家的产生相伴相随，并且直接涉及人民与国家之间最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与人民和国家之间其他的行为相比，税收或税法对契约精神的贯彻应当更为直接和深刻。我们可以借助几乎涵盖了税法主要特征及内容的“税收法律关系理论模型”⑤来探求公平价值与平等原则在税法中的具体体现。
笔者将税收法律关系概括为以三方主体间的四种法律关系组成的两层结构。三方主体是指纳税主体、国家和征税机关；四种法律关系是指税收宪法性法律关系（③）、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④）、税收征纳法律关系（①）和税收行政法律关系（②）；其中，①②构成第一层，是人们通常所认识的税收法律关系，③④构成第二层，是潜在的、深层次的，也是往往被人们所忽视的税收法律关系，最深刻地反映了税收法律关系的本质。下面，笔者就上述四种税收法律关系逐一分析其中的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
1．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将税收征纳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界定为一种公法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这就已经是对传统税法学认为的“纳税人又称为义务主体，征税机关又称为权利主体”观点的突破。纳税人因其公法上债务的清偿——纳税，不仅享有要求查询和对纳税信息保密等程序上的权利，还享有因还付金、超纳金和误纳金而产生的还付请求权等实体性权利；征税机关同时也就负有相应的程序义务和实体义务。
既然是一种（来源于民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尽管其具有公法性质，但也不可避免地内涵有“平等”的因素。但是到此为止，我们只是解释了税收法律关系表面上或形式上的平等性，至于其本质上的、深层次的平等性，还有待于笔者在税收法律关系的第二层次上阐明。
2．税收行政法律关系。税收行政法律关系是税法与行政法的交叉领域；在日常的税收活动中，如果不考虑税法的宏观调控职能的话，税法的行政法属性更为明显。而在行政法领域，早就有学者对“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性”提出了质疑，⑥主张应当“确立行政法中公民与政府的平等关系”⑦；甚至已有学者直接就纳税人与税务机关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问题作出了理论尝试。⑧
实际上，行政法学者的讨论对我国传统的“命令与服从”的行政模式也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向“服务与合作”观念的转变同时也说明了在行政法领域引入“契约精神”的可能甚至必要。有的行政法学者就论证了“行政法领域存在契约关系的可能性”。⑨还有的学者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契约精神不仅在社会经济生活领域，而且在国家行政管理领域也体现得最为充分和浓重；基于对市场经济秩序维护的可变性需求，随着契约原则的普遍贯彻和契约精神的扩张，通过“社会合意”建构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是历史的必然选择。⑩毋庸质疑，税收行政法律关系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种，必然也属于为契约精神所渗透的范围。
3．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它是指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就国际税收利益进行分配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对于公平价值和平等原则，在税收法律关系类型中，国际税收分配法律关系从形式到内容体现得最为明显。首先，参与分配的各个主权国家的地位是互相平等的，其税收管辖权是相互独立的；其次，法律关系的各方平等地参与对其相互之间税收利益分配问题的协调过程；最后，各方达成合意，签订条约或协定等具有国际性的“契约”，彼此平等地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其实，不独国际税法领域内如此，国家“也是世界社会经济这一最大契约关系中的一个部分”11，也是按照具有契约精神的平等原则来处理其相互之间事务的。
4．税收宪法性关系。它是指人民（纳税人的代名词）与国家之间就税收的宪法性条款而产生的法律关系。宪法性税收条款可以认为是人民与国家就征纳税以及提供公共服务等事项达成合意的“契约”表现形式。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这一形式在宪法中的最佳表述就是“税收法定主义”。
概言之，人民根据宪法性税收条款，同意并实际让渡其自然财产权利的一部分给国家，正是为了使国家（通过政府）能够运用集体力量来保护人民所有的更为重要的其他权利；而人民实际上在因这种保障而产生的稳定、有序的社会秩序状态中获得了比其转让给国家的利益更多的补偿——即获得了公共需要的满足，并为人民创造更多的利益、争取更广泛的权利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从资源的有效利用的角度来看，人们原本是分别运用自己独自的力量来专门保护也只能保护自己的，这部分力量成为人们必要的利益支出的一部分，但这种保护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税收使得人们用于自我保护力量消耗的那部分利益集中起来汇合成为集体力量；更何况，这一集体力量还发挥了远远超过“保护”的作用——即成为满足公共需要的来源。因此，集中起来的资源就比分散于纳税人手中的资源能够得到更充分、有效地利用。税收的交换学说就很能够说明这种权利和义务在纳税人和国家之间的双向流动。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税收法律关系的债权债务关系性质以及税法的公平价值的根本内容就在于：经由宪法的形式，国家和纳税人根据税收法定主义，通过“税收法律”（以及作为中间主体的征税机关）建立其相互之间以征税和纳税为外在表现形态、而以满足和要求“公共需要”为内在本质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这一关系所内涵的“契约精神”要求在调整纳税人分别与征税机关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必须贯彻和体现“公平价值”以及“平等原则”。

二、中国税法之现代化

中国税法之现代化是在中国法制之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所谓法制现代化，是指一个国家的传统型法制向现代型法制转化的过程；简言之，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就是“法治”(rule of law)的实现。因此，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税收法治”（Rule of Tax Law）的实现。具体而言，笔者以为，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在理论基础方面，以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因素——“契约精神”与国家意志论和国家分配论的有机、合理结合为基础，形成从规则注释到原则分析、再到价值研究的完整的基本理论体系；（二）在思想条件方面，以重构之税收法律意识为“税收法治”的实现创造人文环境；（三）在立法保障方面，确立税收法定主义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坚决一以贯之；（四）在制度运行方面，实行包括上述三方面内容的依法治税；（五）在最终目的方面，实现“税收法治”的状态。
中国税法现代化的模式属于应激型，即一个较落后的税法系统受较先进的税法系统的冲击而导致的该税法系统由传统向现代演进的过程。其推动力量来自对社会契约理论中合理因素的参考和借鉴，并以此对传统税法学加以反思与拓新，从而指导对税法实践的修正与完善；这其中，传统税法学理论得以在跨世纪进程中嬗变、革新，进而发展为现代税法学的支点和核心，就是“契约精神”（Spirit of Contract）。
（一）由依法治税到税收法治——中国税法现代化的实质内容
如果用最精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中国税法之现代化”的实质内容，那就是“通过依法治税，实现税收法治”。笔者认为，在贯之以税法的公平价值观念的现代税法学的基础上，可以将依法治税定义为：所谓依法治税，作为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指通过税收法制建设，使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从而达到税收法治的状态。
这一概念包含着以下丰富的内涵：
1(明确了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之间部分与整体、局部与全局的关系。依法治税只有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并作为依法治国整体系统工程中的一个子系统工程，在与其他包括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社会事务等诸方面在内的法治子系统工程相互有机联系、互相促进的过程中才能切实开展并深入进行。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法律事务部专家小组所指出的，“法治是一个超越税收的概念。……依法治税取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发展，但税收这一领域足以显示法治的优越性和要求。”12
2(突出了依法治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手段，即税收法制建设。税收法制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包括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以及法律监督等在内的统一体，其内容亦极其广泛和丰富。
3(指出了依法治税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和根本目标——“税收法治”。根本目标包含基本目标，但不限于此，还包括良好的税收法制建设等。
4(将“征税主体依法征税”置于“纳税主体依法纳税”之前，突破了二者的传统排序，表明了依法治税的重点在于前者。从依法治国的实质即依法治权和依法治吏来看，依法治税首先也应当是指“征税主体必须依法征税”。
5(表明了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二者间的关系：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前者是过程，后者是状态。但在一般意义上而言，“依法治税”和“税收法治”不过是同一命题的两种叫法。
值得注意的是，已有学者对所谓的“依法治税”进行了批评。他们从以社会契约论为理论基础而形成的公共需要论和交换说出发，分析了长期支配我国“依法治税”思想的理论根源——国家分配论的不足和传统的“法治”、实则仍是“人治”的观念对“依法治税”思想的必然负面影响；主张用社会契约思想中的合理成分，即公民权利义务对等的思想来加以弥补。当然，这些学者并非否认依法治税；只是在他们看来，以国家分配论为理论根源、受传统“法治”观念影响的此“依法治税”不同于以权利义务对等观念为思想基础且在现代法治观念指导下的彼依法治税。13事实确实如此，在传统税法学的理解之中，“依法治税”只是指“征税机关（税吏）通过‘税权’来治理纳税主体，使之依法纳税”，同时淡化或回避“征税机关是否应当依法征税”的问题。然而，依法治国的实质乃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吏；为何到了与其一脉相承的依法治税中，就变成了简单的“依法治民”呢？因此，这些学者才指出：“‘依法治税’这一口号则明确地将纳税人推到法的对立面，成为被‘治’的对象”。14在传统的依法治税理论中，法治的主体与对象颠倒了，纳税人——人民（从最广义和集合的角度上理解的纳税人）成了对象，税吏仍然是主体。
然而，在现代税法学的公平价值理念指导下，不仅征纳税活动是基于人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动作用而产生的，而且在包括依法治税在内的几乎所有税收活动中，人民都是最重要的主体，起着主动的作用。实际上，征税机关本身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自1998年开始，从国家税务总局至以下各级税务机关，在每年例行的“税收宣传月”活动中，开始提出了“税务机关应当依法征税”的口号。当然，从口号到行动还需要不断的、切实的努力，否则就只是又一个“迷惑”纳税人的“障眼法”。
（二）税收法定主义——中国税法现代化的立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