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力量源泉。”人民法院直接与人民群众打交道，是党通过司法途径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桥梁和纽带。法官是否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了心中的最高位置，是否对人民群众具有深厚的感情，决定着法官的职业态度、职业行为、职业道德、职业形象。而这些都直接影响着人民群众对司法的信任。当今社会，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因金钱、权利的诱惑可以轻易地被打破，社会诚信危机已经悄然而至。各种类型的社会经济问题、家庭纠纷和侵权纠纷也不断涌现，人们在无法解决争议的时候把目光投向了法院，寻求司法救济，而法院作为“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在进行司法裁决的过程中由于社会大环境、制度、法律意识、法官素质等诸多原因，导致司法公信力不足，法律的威严度在人们心中大减，司法公信力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什么是司法公信力？司法公信力是司法机关依法行使司法权的客观表现，是裁判过程和裁判结果得到民众充分信赖、尊重与认同的高度反映。质言之，司法公信力一方面体现为民众对司法的充分信任与尊重，包括对司法主体的充分信任与尊敬，对司法过程的充分信赖与认同，对司法裁判的自觉服从与执行；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法律在整个社会的权威与尊严已经树立，广大民众对法律持有十足的信心，公民的法律信仰包括司法信仰得到空前的加强。伯尔曼曾经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它不仅包含有人的理性和意志，而且还包含了他的情感，他的直觉和献身，以及他的信仰。”“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的确如此，法律信仰是法治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在一个国家当中，如果人民对法律没有信仰，即使这个国家制定出再多再完美的法律，也是无济于事。法律如果不被内化为一个国家的传统和精神，不被一个国家的公民所认同、所信服，是不可能取得任何实效的。可见司法只有取得公信力，被人们所认可才能得到真正地显示出法律的威严，法律才能从根本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法院执行到位率和调解自动履行率低，导致法院裁判得不到有效的实现。这些现象都显示了我国的司法公信力不足。而导致司法公信力不足的原因又有哪些？
　　一、那些方面导致司法公信力不足
　　一是司法制度存在诸多缺陷。首先司法权未独立，在我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实行三权分立制度，法院的人事权受人大及政府不同程度的影响，财政大权也掌握在地方财政部门手中，从而导致司法机关在裁判过程中会为地方利益考虑，在法律的正义及服务大局的杠杆中寻求一个最能维护平衡的支点。其次，在大调解的背景下为了追求调撤率，法官有时不得不放下法律，以一名人民调解员的身份用人情与道德说服当事人，争取案件做到“和平”解决。这种做法在解决了人民矛盾的同时，也一定程度的降低了法律及法官的威严度。再次信访等制度对司法的干预。在人们认为司法不公正时，会有一部分人选择信访，在信访过程中会改变一部分司法裁判，从而影响司法的公信力。除了以上司法权不独立、注重调解、信访等制度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外，还存在诸多制度缺陷问题，让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已经从被动及主动两个方向变得“不自由”。当法官不能抛开所有做出一个让自己信服的裁判时，怎样让人们对司法裁判信服。
二是社会诚信危机。现今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的诚信、人与政府机构之间的诚信都岌岌可危，人们对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国家机关也缺乏信任。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有很多人签订协议后却因市场的变化后悔自己买卖吃亏了，从而推翻以前的协议，拒不履行合同，人与人之间的诚信被推翻。社会机制处于变革时期，政府机构很多规章制度朝令夕改，办事效率低下，不愿意公开行政过程，也导致人们对政府机构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诚信缺失。进入诉讼程序后，审判中的一次次调解，执行中的一次次和解，还有当事人下落不明裁判无法实现时，司法公信力便会荡然无存。在大家对人、对国家机构信任度低的情况下，司法机关却因种种原因常常导致裁判得不到有效的实行，司法公信力如何存在？
　　　　三是我国法官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起步，相比西方国家我国不可能从有经验的律师行业中去精挑细选，也不可能要求法官们都是法学本科专业毕业。他们有的来自部队军人，有的来自学校老师。这些客观情况造成了法官素质参差不齐、专业水平较低、缺乏工作经验等。再次有的法官政治觉悟不高，没有潜心学习廉洁司法等思想教育课，再加上法官待遇一般，在中国这个特别注重人情及人际交往的国家，有些法官禁不起诱惑放下人情及经济问题去做一名两袖清风的好法官，导致在司法的道路上出现收受贿赂、接受当事人吃喝等情况。最后法官自身能力也有局限性，法律条文纷繁复杂，没有哪位法官敢保证自己在办案过程中所应用的法条一定准确。社会在不断发展，法律也在不断完善，每年国家都会颁布十几部新的法律条文，法官稍不注意学习，就会落后，导致自己的法律知识结构赶不上时代的发展，在办案过程中就会易办错案。然而社会对法官的要求是严格的，法官办对一千件案子是职责所在，如若办错案后经过舆论导向，社会会对法官队伍及法律会大失所望。
　　　　四是司法程序不完善，法官过早接触当事人。现今我国的法官是贯穿于审判的各个环节中，在将案件立案送达排期后就转交业务庭自行处理，有的法院还未达到这个标准，仅是业务庭内部的送达与审判分工，从而将填发诉讼材料、组织证据交换和展示等庭前准备工作。在整个办案过程中，法官有时充当法警送达文书、搜查证据，有时充当书记员边审案子边记案子。这些无疑都让法官过早介入了当事人的纷争中，并过早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开庭审判有时只是走个过场。这种诉讼程序与我国法院队伍不够强壮、程序法不完善、案件数量庞大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法官在这种环境下有时只能适应寻求高效率的结案方法，忽视了程序上的公正。当案件诉讼程序的决定权与最终裁判权在同一法官身上集中时，必然会降低司法的公信力。
　　五是对法律教育及宣传投入不够大。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教育经费尚未保障充足，对法律教育及宣传的投入肯定是不够的。有些老百姓根本不知法也不懂法，很多简单的法律知识在老百姓看来却是完全不合理的，法官有时搬着法条给当事人讲解也是于事无补。比如表见代理，法律上是承认这种表见代理所签署合同的效力，但有时在被代理人看来却是不可理喻的。法律教育宣传的缺失，使百姓的认知与法律的标准相去甚远，未能衔接。司法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案件一旦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往往对司法的期望值很高，原被告双方有时都认为自己有理，自己肯定能赢官司，但是判决下来，总会有败诉的一方，败诉的一方不会认为自己是违反了法律，而会认为法官不公正。在现今中国法律界取证这一方面还比较落后，很多情况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事实因为没有充分的物证导致法院没有充足的证据去判决，会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对这一证据规律的遵循与群众对公正的需求有较大的差距，因为事实是不可能再现的，法院只有通过证据链条来最大限度的证明曾发生的事实。而绝大多数群众却只认他们亲历的事实，即拿不出证据，又不了解司法程序，输了官司便认为是司法不公。造成这些无奈现象发生的原因不是法官在传播法律的过程中不够耐心、不够尽责，而是法律教育宣传的进度与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已经脱节。人们需要通过法律来寻求公平正义的同时，却不了解法律最基本的一些知识，也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及尊重。当人们不了解法律时，一旦输了官司，一开始对法律比较虚空的神圣感便会消失，对法律的信任更谈不上了。
　　二、对司法公信力不足的现状如何改善
　　（一）围绕进一步提升法制宣传实效，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为重点，推进法治扬州建设，构建世界名城法治基础体系。十八大报告强调指出：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增强全社会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这是新时期法制宣传教育的新任务，也是普法工作的崇高责任和使命。新的一年，我们将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为抓手，强化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解决问题的交流和研讨，并进一步推动年终领导干部述法工作。继续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充分发挥市法治文化体验馆和县（市、区）法制宣传教育中心功能作用。
（二）提升司法公信力需要提升法律的传播者法官的公信力，既要提升法官的素质。首先要严格法官的遴选及晋升制度。在法官的遴选上，英美法官全部从经验丰富的律师中产生；而大陆法系国家法官虽不是从律师中产生,但无一例外均从法律专业毕业生中选拔培养，现如今不仅需要法学本科学历更需要一定的法律工作经验。但是我国选拔的法官与英美国家相比，还是缺少相当多的实践经验，驾驭庭审的能力要逊色的多。由于我国法律发展与西方国家比起步较晚，目前法官的选任方式只能做到如此。但是在法官的晋升上可以做一些改变，中级及高级法院的法官可以从基层法院经验丰富的法官中选拔，从而提升整个法院系统内部的运行效率。再次要树立法官职业神圣的理念，坚定其对法律的信仰。法官要强化职业道德教育，要树立起神圣的职业信仰，信仰法律、坚持正义，以极大的自尊与公平正义来筑起自己的威望，形成自身的社会行动。再次法官要提高自身的法律素质，树立起司法权威，“练内功，强筋骨”才能成就一名职业法官的社会威望；在法律日新月异的社会，法官要始终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学习各种新的法学理念及法律条文，赶上时代的法官才能做到维护这个时代正义的好法官。　　
（三）围绕进一步融入社会管理创新，以预防化解社会矛盾和加强两类人员管理为重点，推进和谐扬州建设，构建世界名城维稳体系。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必须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加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的一年，重点把县、乡调处中心打造成为融舆情汇集、调解指导、矛盾调处、机制对接为一体的一线“四大实战平台”，免费为人民群众提供矛盾纠纷调解服务。大力推进医患纠纷调委会、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委会等专业性、行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扩大专业调解的覆盖面。积极推广“无讼社区”创建工作经验，加强矛盾纠纷的源头预防。
（四）加大对法律的教育及宣传力度。法律文化与司法公信力休戚相关。一国司法公信力的状况往往要受该国法律文化传统的巨大影响。我国目前司法公信力不高的原因就是法律的教育及宣传力度不强，没有形成先进的法律文化。法官应当经常下乡庭审，去学校传播一些基本的法律知识，大学应当开办法律基础课等。在新闻炒作高手、新闻推手等群体轮廓日渐明晰的舆论环境中，法院系统还应以公开审判过程为重点，积极主动地引导公众判意。在社会公众讨论重大案件处理意见的过程中，法院应注意增加司法过程的透明度，及时、准确、多元、全面地向社会公布案情真相，消除公众的疑虑，引导公众在充分认识案情的基础上展开讨论，使得法院能够在一种公正客观的舆论环境中进行裁断。同时，法院还应选择恰当的人员、时机和方式发表全面看待案件有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态度和意见，在裁判文书中针对支撑公众判意的主要理由尽可能充分地展开说理，并在裁判之后以新闻发布会、判后解读等方式对裁判理由予以详尽解释，以求得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众认同。
（五）围绕进一步加强民生工作，以维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为重点，推进幸福扬州建设，构建世界名城维权体系。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性是司法行政工作的基本属性。司法行政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新的一年，我们要进一步加强民生工作，着力创新法律援助便民服务举措，建立覆盖城乡、运转高效、便民利民的半小时法律援助工作网络，扩大法律援助覆盖面。充分发挥市法律援助基金会的救助功能，拓宽募集渠道。探索建立法律援助律师事务所，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质量，依法保障困难群众平等享用法律资源。探索推行各类企业(社团)设立法律援助联系点，为基层贫弱群众尤其是残疾人提供最快捷的法律服务，真正让法律援助特困群众打官司“不花钱”成为现实。坚持“依法受理、注重实效、勇于创新”的原则，把矛盾化解贯穿于法律援助始终，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引导公证介入征地拆迁和解困房、保障房等领域，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公证服务
三、综上所诉
我国司法公信力不足的现状令人担忧，法院的地位也处于两难的境地，法官办案受诸多因素干扰也畏首畏尾，提升司法公信力还有很长的一段路。从全国范围看，人民法院法官队伍整体是廉洁的，不过也有极少数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虽然是个别现象，但对司法公信力的损害却是致命的。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的，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政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杜绝司法腐败现象，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已成为提高司法公信力必须克服的一道难关。因此，人民法院必须大力加强廉政建设，让司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使广大法官做到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才能始终保持队伍的纯洁性，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

　　北安市人民法院--崔文茂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粮食管理办法 ［失效］
　


　　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形势，有利于继续稳定农民负担，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各级政府管好用好粮食，搞好粮食供求平衡，保证各方面对粮食的需要；有利于发挥中央、地方和粮食部门的积极性，在坚持统购统销的前提下，搞好粮食分配，搞活粮食经营，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取得更好的经济效果，从一九八二年粮食年度起，国家对各省、市、自治区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的粮食管理办法。

　　一、参照最近几年的实绩，结合今后粮食生产发展和征购、销售变化等因素，协商确定各项包干数字。粮食征购包干数，包括征购基数和超购任务；销售包干数，包括非农业和农业销售，以及原由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调入包干数，包括正常的调入和原由中央开支的专项用粮，调出包干数为扣除专项用粮后的调出数，并确定主要粮食品种的调入、调出数量。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数字确定以后，从一九八二年度到一九八四年度一定三年。

　　军粮、棉糖奖售粮，仍由中央开支。全国通用粮票的领取和上缴，仍执行顶抵粮食调拨指标的办法。

　　国家粮食储备，由中央管理。各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周转库存，要根据合理需要，逐步核定分品种的定额，实行定额管理。超过定额部分，由中央直接掌握，定额以内的由地方用作周转。在周转库存定额未核定以前，暂以一九八二年三月末的周转库存数作为定额。

　　二、为了适应农业集体经济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新情况，国家对生产队可以实行粮食征超购任务包干，一定三年。各省、市、自治区向下落实征超购包干数时，应在中央确定的征超购包干数的基础上，加一定比例的机动数，用于丰歉调剂。落实到生产队、组、户的粮食征超购任务，要定主要品种。生产队、组、户在完成征超购任务以后，有权自行处理多余的粮食。

　　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和放宽经济政策以后，许多原来缺粮的，已有条件自己解决吃粮问题。因此，在正常年景，基本上不再供应粮食。对于按照国家计划种植棉花、糖料、蔬菜和经营渔、盐、林、牧业，并按计划向国家交售产品而常年缺粮的生产队，可以实行粮食销售指标包干，一定三年。

　　三、国家确定各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数字，一般不作调整。在包干期内，各省、市、自治区多购少销的粮食，归地方掌握，储备起来，准备以丰补歉，不能因为粮食多了一点，就随便开支粮食；如遇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而发生新的粮食亏空，由地方自行解决。大灾之年，确需中央调剂解决的粮食，以后要归还。

　　各省、市、自治区在包干范围以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年度的粮食征购和销售，把本地区的粮食经营管好搞活。调拨包干数，可以在丰歉年度之间有所调剂，但三年统算，调出总数必须如数完成，调入总数不得突破。

　　四、在完成国家粮食征超购任务以后，积极开展粮食议购议销，调剂余缺，活跃市场，平抑粮价，并把议购作为国家掌握粮源的一条补充渠道。议购价格应继续执行随行就市，略低于市价，并有合理的季节差价，保持粮价稳定的原则。各省、市、自治区每年议转平调出或顶抵调入的粮食品种、数量、价格，由粮食部和地方协商确定。

　　五、粮食包干以后，实行中央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粮食的办法。即：国家储备、中央直接掌握的周转库存、省间调拨、归中央支配的议价转平价粮、军粮、棉糖奖售粮、进口和出口，由中央统一管理；粮食征购、销售、定额周转库存、议价粮库存，代队储备，由省、市、自治区统一管理。

　　六、粮食包干以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的有关粮食方针和政策，如粮食征购基数、超购加价范围和幅度、棉糖奖售、农村人口转为市镇定量人口、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粮价管理等政策，各省、市、自治区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同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具体的措施。

　　七、根据粮食包干办法和现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粮食财务仍分别由粮食部和省（市、自治区）两级管理。同时作如下改进：

　　（一）超购粮食的加价款支出，仍列中央预算。属于包干数以内征超购的粮食，扣除国家核定的征购基数以后，应付的超购加价款，由中央财政负担。各省、市、自治区超额完成征购包干数，其超过部分，粮食归中央支配的，由粮食部拨给加价款；粮食归地方支配的，其加价款由地方负担。没有完成粮食征购包干数的，由粮食部如数扣拨加价款。

　　中央核定各省、市、自治区的粮食征购基数，未经国务院批准，各地不得自行调减。为了加强征购基数的管理，从一九八二年度开始，对粮食征购基数，参照近两年的实际完成情况，确定一个应当完成的比例，包给地方，一定三年，作为中央同省、市、自治区计算越购加价款的依据。各省、市、自治区征购基数完成情况好而少开文的超购加价款，作为地方收入；完成情况差而多开支的超购加价款。由地方负担。

　　（二）议价粮转平价粮的价差补贴，粮食由中央支配的，由中央财政拨款；省、市、自治区自行确定用于平衡本地区粮食收支的，其差价款由地方财政负担。

　　（三）国家储备粮食的费用开支，原列地方财政预算的部分，划转为中央财政预算，由粮食部按定额计算拨款。中央直接掌握的粮食周转库存的费用开支，也按此办理。

　　（四）国家储备粮食的资金和粮食企业现有的自有流动资金，均属中央财政拨款，由粮食部统一管理，统一调配。中央预算安排的各种专项拨款，由粮食部统一安排使用。

　　八、各省、市，自治区对地、县和农村生产队如何实行粮食包干，纳入地方预算的各项粮食财务收支如何管理，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自行规定。

　　有关粮食包干和财务分级管理的实施细则，由粮食部具体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