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婚姻的无效与可撤销制度

河南省陕县司法局 曹红星

2001年4月28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又公布了两个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至此我国的婚姻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形成了较完备的体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虽然是此次婚姻法修改的重要内容，但因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比较原则，导致实践中理解不统一。为有利于两者的准确适用，笔者现对两者做一简要分析。
一、首先我们谈谈关于无效婚姻
1、无效婚姻的概念。所谓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成立的法定条件的违法结合，即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不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实质要件，违反了结婚的禁止性条件，因而该婚姻不具有合法婚姻的法律效力。
　2、无效婚姻的原因 。我国《婚姻法》第十条明确列举了造成婚姻无效的情形，行为人在缔结婚姻关系时，只要符合《婚姻法》规定的这四种情形，婚姻就要被认定无效。这四种情形如下：
　（1）重婚的。重婚有法律上的重婚和事实上的重婚 。法律上的重婚是指已有配偶而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登记结婚的。事实上的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我国《婚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由于重婚违反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所以本条明确规定它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应当宣告重婚的婚姻为无效婚姻。例如，赵某（男）与刘某（女）结婚后，赵某为养家到广州打工，期间又与王某（女）相识。赵某因涎慕王某美色而谎称未婚又与王某登记结婚。对于赵某与王某的婚姻则属于无效婚姻，应宣告无效，并追究赵某重婚罪的刑事责任。
　（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 。当今的基因科学表明，近亲结婚非常不利于优生优育。我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结婚，这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规定。直系血亲主要指父母子女之间、祖父母、外祖父母与孙子女、外孙子女之间。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主要指兄弟姐妹之间、亲表兄弟姐妹之间、亲堂兄弟姐妹之间。当前的近亲结婚主要是后者之间尤其是亲表兄弟姐妹之间。凡是上述人员之间违反这一规定而成立的婚姻都应当宣告无效，从而禁止近亲结婚，确保优生优育。在我国当前的婚姻习惯中存在“五服”以内的亲属不得通婚的习俗，对此我们应提倡，但对于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之间结婚的，不应禁止。
　（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 ，婚后尚未治愈的。这样规定同样是为了优生优育，同时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而与他人结婚的，还将为配偶带来沉重的生活、经济、精神负担，甚至还会危及配偶的健康。为了配偶及子女的健康，我国《婚姻法》第七条明确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人禁止结婚。笔者认为，在此应注意两点。一是婚姻当事人的一方对另一方的病情是否知情不影响该婚姻的无效。例如，李某患先天性痴呆症，经多方诊治不能痊愈。李某二十岁后经人介绍与马某（时年三十岁，腿部残疾）结婚。婚后因李某经常犯病，致二人不能共同生活，尚未生育子女。马某起诉离婚，李某之父以在婚前已告知马某关于李某的病情为由不同意离婚。在本案中，因李某患先天性痴呆症，具有遗传性，不能治愈，因此虽然马某婚前已知其病情，但并不影响二人之间婚姻的无效性，人民法院应判决宣告马某与李某婚姻无效。二是当前我国的法律没有规定哪些疾病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国务院《婚姻登记条例》又取消了强制婚检，这就导致实践中难以操作，一种病各地出现不同的做法。过去虽有强制婚检制度，但由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婚检机构对婚检结果应承担责任致使婚检流于形式。笔者认为，当前应尽快通过法律、国务院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范围做一明确规定，并恢复婚前强制婚检，明确规定婚检机构应对婚检结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加强婚检力度，以使该条得以贯彻执行。
（4）未到法定婚龄的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贯彻计划生育政策，降低人口出生率，减少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我国《婚姻法》第六条明确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22周岁，女不得早于20周岁。男女双方或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而结婚的，在其法定婚龄届至前人民法院或婚姻登记机关根据请求权人的申请应宣告该婚姻无效。
我国《婚姻法》仅列举了以上四种情形作为婚姻无效的原因，但实践中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还很多，笔者认为还应增加一项概括性的规定以囊括现实生活中其他可能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即增加“存在其他导致婚姻无效的情形的”作为我国《婚姻法》第十条第五项规定。例如，冷某、陆某与某县婚姻登记员管某系同学好友，冷某与陆某恋爱多年，后冷某提出结婚陆某不同意并坚决要求分手。冷某为达到与路某结婚的目的，一人到婚姻登记机关，找到管某隐瞒真相并欺骗称陆某有事不能来而骗领了结婚证。后真相暴露，该县婚姻登记机关收回了结婚证。对于此类婚姻当事人一方或第三方通过与国家婚姻登记机关串通而使另一方或双方在不知情的条件下领取的结婚证，违反了我国《婚姻法》第八条“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的规定，严重侵犯了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笔者认为，也应认定为无效婚姻。
二、我们再谈谈关于可撤销婚姻
　1、可撤销婚姻的概念。所谓可撤销婚姻，是指男女双方或一方缺乏结婚的合意，因受他方或者第三者胁迫而缔结的违法婚姻。
　我国《婚姻法》第二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婚姻自由是我国婚姻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婚姻自由的核心就是婚姻当事人有权按照法律的规定，自主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和干涉。通过胁迫原因造成的非自愿婚恰好违反了该基本原则，它不是男女双方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这种婚姻视为违法婚姻，应当予以撤销。
2、造成婚姻可撤销的原因。我国《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院请求撤销该婚姻。”造成婚姻可被撤销的情形是指受胁迫而结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所谓“胁迫”，是指行为人以给另一方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财产等方面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另一方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愿而结婚的情况。但在现实生活中，因受胁迫而结婚并不限于结婚当事人一方对另一方的胁迫，也有双方均受第三人胁迫而结婚的情形。例如，钱某与陈某系好友，钱某有一子，陈某有一女，二人年龄相当，钱某与陈某遂决定结为亲家，并瞒着钱子与陈女缔结了婚约。后钱子与陈女不同意结婚，钱某与陈某以自杀相威胁，二人无奈结婚，但因性格不合、没有感情不能共同生活。对于此种情形，笔者认为也应属可撤销婚姻，结婚的当事人双方均有权请求撤销婚姻。
在此应注意的是，我国《婚姻法》仅以受胁迫而结婚作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当前许多学者认为，对于因受欺诈而结婚的，也应作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笔者对此观点不能苟同。虽然结婚的当事人一方因受他方欺骗，在结婚的意思表示上存在瑕疵，但二人在办理结婚登记时通常情况下均是自愿，从形式上并不违背二人的意思表示，且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男女双方在婚前了解不深或根本不了解却结婚的情形，当事人一方往往称受到另一方的“欺骗”，在司法实践中我们通常通过作为二人夫妻感情破裂或未建立感情的表现形式准予二人离婚即可很好地解决。若现在作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而撤销二人的婚姻关系，将会造成大量的婚姻关系被撤销、财产分割不公等社会问题，并导致家庭关系的不稳定。因此，对于因受欺诈而结婚的，不应作为婚姻可撤销的原因。
三、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处理程序
1、关于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
首先，笔者认为，在我国能够审查并宣告婚姻无效的法定婚姻管理机关包括而且只有国家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其他任何机关均无权审查处理婚姻无效案件。
其次，对于国家法定的婚姻管理机关来说，介入无效婚姻案件的方式有两种，即依职权主动介入和依申请被动介入。对于依职权主动介入，我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未做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国家法定的婚姻管理机关可以依职权主动介入无效婚姻案件，而且应当介入。例如，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中，发现原被告在缔结婚姻关系时违反了结婚的实质性要件，且致使婚姻无效的情形没有消失的，应判决原告离婚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并宣告原被告婚姻关系无效，即使原告申请撤诉也不应准许。国家婚姻登记机关自行发现婚姻当事人存在禁止结婚的情形而不当或违法颁发了结婚证的，应收回结婚证书并宣告婚姻关系无效。
再次，对于依申请被动介入婚姻无效案件，我国《婚姻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已作了明确规定。即能够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人包括婚姻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婚姻当事人指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因重婚而宣告婚姻无效的，无论早先缔结合法婚姻的男女双方亦或二次缔结无效婚姻的男女双方均可作为申请人。例如在前述的赵某、刘某、王某的婚姻效力案件中，赵某、刘某、王某就均可作为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包括：以重婚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及基层组织；以未到法定婚龄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未达法定婚龄者的近亲属；以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当事人的近亲属；以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为由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为与患病者共同生活的近亲属。近亲属的认定，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为依据，即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最后，在程序上，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婚姻效力案件和人民法院审理婚姻效力案件均不适用调解，应依法作出决定或判决，有关婚姻效力的决定或判决一经作出，即发生法律效力。
但是应注意，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当事人依据我国《婚姻法》第十条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婚姻无效的，申请时，法定的无效婚姻情形已经消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例如，对于前述的马某与李某的婚姻效力案件，若人民法院经审理查实，李某的间歇性精神病经治疗已痊愈的，就不应再判决宣告马某与李某的婚姻无效。再如，张某（男，出生于1981年）与曹某（女，出生于1983年）从小青梅竹马，2002年张某考上大学，为表对曹某的忠心二人通过涂改户口本、身份证年龄领取了结婚证并举办了婚礼。2003年生育一子。2005年县民政局在整理婚姻档案时发现实情，遂决定收回张某与曹某的结婚证并宣告二人的婚姻无效。在此案中，县民政局的决定显然错误。
2、关于撤销婚姻的程序：
　首先，笔者认为，国家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非依婚姻当事人的申请不能主动介入可撤销婚姻婚姻案件，原因是对于可撤销婚姻，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虽因受胁迫而违背了其真实意愿，但结婚后双方可能会建立感情而不要求撤销婚姻，若国家法定婚姻管理机关主动介入，必将侵犯双方的婚姻自主权并影响大量家庭关系的稳定。
其次，能够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 ，只能是受胁迫一方的婚姻关系当事人本人，其他任何人包括婚姻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均不能申请撤销该婚姻。例如，在前述的钱子与陈女的婚姻案件中，能够提出撤销婚姻的请求权人只能是钱子或陈女，钱某与陈某及其他人均不能请求撤销该婚姻。
　再次，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撤销婚姻的程序有两种。第一种是行政程序，即由婚姻登记机关宣布撤销婚姻。第二种是诉讼程序，即由人民法院审理当事人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案件，此类案件人民法院在审理时应当适用简易程序或者普通程序。人民法院依法宣告撤销婚姻的，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最后，还应注意，我国《婚姻法》规定了可撤销婚姻的申请时效 ：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对于该期间，不适用诉讼时效中止、中断或者延长的规定。超过了一年申请时效的，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可告知婚姻当事人按离婚案件处理。
　　四、关于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我国《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笔者认为，婚姻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将产生以下法律后果：
1、婚姻的效力自始无效，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所谓“自始无效”，是指无效或者可撤销婚姻在依法被宣告无效或者被撤销时，才确定该婚姻自始不受法律保护。
2、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不同于合法夫妻之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制，而是按一般共同共有处理，即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应考虑双方的经济收入情况、对共同财产的贡献等因素，先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依法判决。
在此我们应注意，因重婚导致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既要保护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也不得侵害无效婚姻当事人及子女合法的财产权利。例如，佟某与尉某结婚后因感情不和分居，后尉某又与一女欧某公开同居并生育一子尉小某，尉某为欧某与尉小某购买房屋一套并提供全部生活来源，又将存款四十万元赠于尉小某。后尉某死亡。佟某将欧某与尉小某诉至法院，要求确认赠予无效，收回房屋及四十万元。一审法院认为赠予系尉某生前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遂判决佟某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佟某不服，提出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尉某的赠予行为侵害了佟某的财产权利，遂判决赠予无效，收回房屋及四十万元归佟某所有。笔者认为，该案一审判决与二审判决均适用法律不当。一审判决仅以赠予系尉某生前真实意思表示认定赠予有效违反了我国《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财产制的规定，未考虑到房屋及四十万元系佟某与尉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尉某无权私自一人处分，侵犯了佟某的财产权利。二审判决以尉某的赠予行为侵害了佟某的财产权利认定赠予无效违反了我国《合同法》关于赠予的规定，未考虑到尉某对夫妻共同财产中属于自己所有的那份有处分的权利，同时也违反了我国《继承法》规定，侵害了尉小某的继承权利。对于该案笔者认为，应先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将房屋及四十万元中属于佟某的部分收回归佟某所有，属于尉某的部分按继承处理，并应考虑欧某与尉小某无生活来源应给予适当多分。
3、同居期间生育的子女，均适用婚姻法有关婚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之规定。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对子女均有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成年后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婚姻双方当事人有赡养的义务，婚姻的双方当事人死后子女有继承遗产的权利。
五、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相同之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具有一定的共同之处：
1、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当事人均领取了结婚证书，符合结婚的形式要件。
2、能够受理请求权人的申请并做出撤销决定的机关相同。有权受理并宣告婚姻无效和可撤销的国家机关均为婚姻登记机关和人民法院。
3、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宣告婚姻无效或撤销婚姻的，均应当收缴双方的结婚证书并将生效的判决书寄送当地的婚姻登记管理机关。
4、婚姻被宣告无效和被撤销后的法律后果相同。婚姻的效力均自始无效，双方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均按共同共有处理。对财产分割和子女抚养问题的判决不服的，当事人可以上诉。同居期间生育的子女，均适用婚姻法有关婚生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之规定。
六、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区别
为进一步了解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我们再探讨一下二者的不同之处：
1、结婚时欠缺的结婚条件不同。
可撤销婚姻所欠缺的是婚姻当事人对缔结婚姻关系的合意，即违反了“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 男女双方或一方受他方或者第三者胁迫而缔结婚姻，但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关系时符合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所需的实质要件。
而无效婚姻所欠缺的是缔结婚姻关系的男女双方当事人在登记结婚时应具备的结婚的实质条件，即违反了结婚的禁止性规定。
2、国家法定婚姻管理机关介入婚姻案件的方式不同
对于无效婚姻案件人民法院和婚姻登记机关即可根据当事人的申请被动介入，也可依职权主动介入。而对于可撤销婚姻案件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起诉或申请被动介入。
3、时效不同
我国诉讼模式的现状和出路
----论我国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构建

江西省奉新县人民法院 蔡 武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得到了长足的提高，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部分上层建筑已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党中央提出要建设和谐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法规及其相关制度毫无疑问是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保障。司法和谐与否，将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发展和稳定，对国计民生也将产生直接的作用。程序在各项事务的处理中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如果程序不公正，毫无疑问就无法保证实体上的公正。我国的诉讼法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所制定的，后来虽然有过修改，但仍然没有脱离其原则性的一些规定，在总体上没有脱离原有的体制性规定，与现行的市场经济存在很大程度上的不相匹配情况。显然，这样是不能满足社会经济、文化及政治发展需要的，这样一来就有必要对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进行改革，找到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新的诉讼模式。由此，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一下如何建立健全和完善具有我国特色的和谐诉讼主义模式。
[关键词]诉讼模式 司法和谐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
一、我国诉讼模式的现状
理论界依据法院与当事人之间在诉讼中的权限不同，将当前世界上的司法诉讼模式大体分为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二类。所谓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英美法系中，英语为：Adversary system），是指在诉讼纠纷的解决当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的提出及证据的收集和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它要求当事人提起诉讼、确定争点、提出证据给法院等等。在此种模式下，当事人甚至对法律的适用都有选择的权利，并且，由于证据及诉讼资料的收集及提出也由当事人负责，因此，也可以说发现真实的主要责任归于当事人，在当事人主义支配下的传统英美法系的诉讼中，法官处于顺应性的地位，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不作干预。所谓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主要是存在于大陆法系中，德语：offizialmaxime），是指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主导权。在诉讼中，程序的进行以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等全部由法院为之。有职权进行主义（amtsbetrieb）和职权探知主义（undersuchungsgrundsatz）两个方面的内容。
尽管中国诉讼模式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但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目前实行的的仍然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基本上还是沿袭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从立法上固定下来。职权主义的规定主要体现在：1、在案件管辖上，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当事人只能依据法律确定的管辖法院提起诉讼，而不能自由选择管辖法院；2、在诉讼程序的启动和终结上，法院具有很大的主动权和决定权；3、在证据的收集和提出上，法院在一定前提下可以不受当事人双方陈述的约束和提出的证据范围的限制，依职权独立地收集证据并作为裁判的依据；4、在诉讼权利的保护上，当事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处分权和辩论权受到较严格的限制，在处分权上当事人没有完全的处分权，在辩论权上法院可超出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5、在当事人制度上，法院有权追加当事人。
现在使用的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与旧法相比虽然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干预已被弱化，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处分权得到一定程度的增强，但这仅仅是一种量的变化，而不是结构性的变革，基本上还是沿袭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诉讼机制，没有从体制上触及诉讼模式问题。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已不相适应，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二、改革现行诉讼模式的必要性
中国目前的社会发展状况对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有着非同寻常的期待和需求。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步入关键时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体制创新进入攻坚阶段，社会转型时期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日渐显现，大量新型的、疑难复杂的以及群体性的纠纷涌向法院，矛盾更加尖锐，利益更趋多元，如果处理不慎无疑将对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影响。据统计：1978年至1982年，全国法院接待处理涉诉群众来信来访83700件(人)次，而2001年至2005年，全国法院接待处理涉诉群众来信来访数量增至2243324件(人)次，相比较上升了近26倍。在2006年度中的前11个月，全国法院就接待涉诉群众来信来访329897件(人)次，我国涉诉信访数量一直处在高位运转状态。这些现实问题的突显，要求我们妥善处理好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关切，寻求以和谐的方式彻底化解社会矛盾，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
诉讼应当是和谐的、有利于纠纷及时解决的，而不是拖沓迟延的、没完没了的诉讼。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重新合理配置当事人的诉权和法院的审判权，重新衡量审判权和诉权之间“度”的问题，使纠纷能及时有效的解决。这就需要我国在立法上有所创新和突破，重新制定和修改诉讼法，使诉讼法自身体系内及其与之相关的程序法之间配合协调。同时在司法审判实践中也应有所变化，要注重协调法院内部及其各部门之间、各法院之间、法院与检察院之间以及法院与其他纠纷解决机构之间的运作机制，要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体现诉讼各方地位的实质性平等和当事人的真实自由，充分兼顾司法公正，以求司法和谐
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确保新时期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的客观需要，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当前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尤其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思想观念在改革中受到不断撞击变化后，越来越多的矛盾纠纷以诉讼案件的方式进入人民法院。我们有必要对现行的诉讼模式进行必要的变革和调整，全面、系统地完善我国诉讼立法和诉讼制度，以满足群众的司法需求，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诉讼模式转型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优化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首次提出了“司法和谐”理念，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要求审判制度和司法当中的其它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以保障司法和谐。在我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前提下，建立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以实现司法和谐，必将是我国新时期法院审判变革的重点。
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要有和谐的诉讼秩序，就要明确诉讼主体的诉讼权利与义务，协同推进行诉讼。要保障好诉讼参与人和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遵法律循情理地形成和推动诉讼参与人与法院之间和谐的诉讼氛围。诉讼参与人的共同责任是进行诚信诉讼与文明诉讼，使诉讼及时高效的顺利进行。法院在接受检察院的依法监督同时，还要注重与检察院之间关系的协调，保证审判权与检察权互相协调运行，同时也要注意协调法院内部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能够分工合作，既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和谐运行。追求司法和谐在各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上，要充分发挥不同审级法院的功能作用，切实把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追求司法和谐要妥善处理诉讼与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之间的衔接关系，形成和谐的多元化立体网络状的纠纷解决机制。追求司法和谐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实现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关系协调，保障审判透明并依法接受监督，维护和谐的诉讼秩序。
三、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和谐主义诉讼模式
虽然我国诉讼法进一步完善及法院职权再次弱化，但从根本上说我国诉讼模式依然属于职权主义。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与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诉讼的特性、程序公正的实现不是很一致，需要改革和完善。
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是以自由主义理念为基础，以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分权为诉讼模式进行构建的，并衍生着绝对化的倾向。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漠视，与当前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相适应。在程序主体地位的确立、诉讼民主化和现代化、以及个人利益的要求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所追求的目的之间存在很大冲突。过于强调当事人主义会导致诉讼的迟延，增加诉讼成本，从而造成诉讼实质上的不公正；而过分强调职权主义，虽然能够克服上述不足，但随之产生的法官中立性问题无法解决。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不能适应中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解决的特殊需要。因此，我国诉讼模式转换的基本方向应当是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从终极目标来讲，我国应在充分考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缺性后，依据我国诉讼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和完善溶入了中国本土文化理念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诉讼模式。
诉讼模式转型是完善我国诉讼立法，优化诉讼制度的一项重要任务。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从诉讼理念、制度的设计到主体的行为规范，以至诉讼的结果等都要考虑最大限度地增加公平正义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公平、不正义因素。从目的上说，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是一种恢复性司法，不仅要求在法律程序上解决纠纷，而且追求从产生它的环境中彻底消除纠纷，让社会关系恢复到或者达到一种真正的和谐状态。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公平正义观，它体现了双方诉讼地位的实质性公平和当事人的真正自由，追求司法和谐。和谐主义诉讼模式运作的基本机制是诉讼是法官与当事人共同协调配合运行的作业，他们之间应是在平等的前提下的互动与协作；是诉讼参加者（含法院在内的）相互之间平等自主的充分交流、协商与沟通。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要求是：以人为本，和谐诉讼；诉审协调，和而不同；诚信尽责，协同推进；援弱济困，实质平等；繁简得当，方便有效；调判相宜，胜败皆明；公正权威，案结事了；纵横规范，多元衔接；社会正义，回归和谐。一句话，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为了在司法上追求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从宏观上说，我国和谐主义诉讼的内容主要有：第一，辩论原则中应包含法院必须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为裁判依据内容辩论原则。，处分原则应为当事人有完全的处分原则；第二，更大范围和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可协议选择诉讼的管辖法院；第三，法院审理裁判范围严格限制在当事人诉讼请求之内；第四，当事人撤消诉讼不需法院许可即可进行，第五，法院无权直接追加当事人；第六，更大范围和程度上保障当事人可协议选择诉讼的管辖法院；第七，弱化法官庭审中的控制地位，强化当事人在举证、质证、辩论上的主导性。第八，对再审制度，要求只有在当事人不具备提起再审之诉的条件而又提出申诉的前提下才可由法院或检察院依职权进行再审；
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基本要求有：
首先，要从和谐主义诉讼理念出发，构建诉讼的基本原则体系。确立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原则、处分原则、辩论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在诉讼中的基础性原则地位，并将其作为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基本原则。
其次，是强化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形成科学合理的案件事实探明机制。充分肯定和保护当事人的自治性和主体性，在诉讼中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选择，保障当事人在案件事实方面的最终决定权。严格法院职权调查证据制度，完善法院对案件事实的释明制度。
最后，是法院在判决中要注重说理，法律观点要公开透明并告知当事人，在实行法官独立审慎办案的前提下，要保障当事人在法律适用领域中的程序参与权和知情权。
在一定条件下的法院调查证据制度是和谐主义诉讼模式的一项重要制度。因为由当事人提供裁判所需要的诉讼资料虽然能够增强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案件信息的最大化。但在有些情况下，当事人因种种原因无法向法院提供诉讼资料，如果完全将这些诉讼资料排除在裁判之外，很有可能会导致不公正的裁判结果。因此，在必要的条件和情况下，法院应当享有调查证据的职权，适当地为当事人提供一定的协助，以保障当事人能真正平等地享受司法正义。在一定条件下，法院有权向当事人和其他持有证据的人收集调查与案件有关的证据，当事人和其他人也有义务接受法官的调查，法院也有义务查明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和主张的真实性。
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从类型上区分了法院主动依职权调查证据和依当事人申请调查证据制度，并严格限定了各自的适用条件。在构建和谐主义诉讼模式时，可以吸收这些合理规定，同时应进一步明确规定以下内容：(1)法院调查证据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当事人提出的申请之内；(2)对涉及身份关系的证据，院可以主动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证据主张范围的限制；(3)应明确法院调查证据的法律效果，如果法院依职权未能收集到有关证据，应当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释明制度是现代意义上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释明制度的内容可以分为案件事实的释明和法律问题的释明。在案件事实的释明上，法院不应仅仅接受和利用双方当事人的陈述，而且应当督促双方当事人使自己的陈述完整，以达到澄明案件事实情况的目的，即法院承担对案件事实释明的义务。法院在案件事实上的释明，主要包括有关诉讼请求的释明、有关事实主张的释明和有关诉讼证据的释明等。法律问题的释明一般是指，法院如果将当事人未发觉的法律观点作为判决的基础时，或者法院所判明的法律观点与当事人的理解和认识不一致时，应当向当事人释明，与双方当事人就法律适用、法律关系构成等问题进行充分讨论，并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的机会。和谐主义诉讼模式同样需要这一制度来妥善化解社会纠纷。释明制度是指在诉讼过程中，法官应当通过适当的方式让不明确的事项变得明确具体起来。一般情况下包括：当事人的陈述和主张有不明确的，法官应当促使其加以明确；当事人的声明有不明确的和不适当的，法官应当通过一定的方式加以消除；当事人提供的诉讼资料不充分时，法官应当要求其补充等等。
和谐主义诉讼模式之所以规定法律问题释明制度，主要是考虑到，如果法院与当事人就法律观点存在着认识差异，而不与当事人进行交流和讨论，那么当事人就无法提出与法院法律观点相对应的诉讼资料，当法院依据当事人未曾预料的法律观点作出裁判时，就会给当事人以意外的打击。当事人就法律问题充分地表明自己的意见，进行辩论，既有利于防止突袭裁判，又能使审判获得正当性。因此，释明制度的建立有助于吸收当事人对裁判的不满情绪，促使社会纠纷以平和的方式妥善解决。